食利者政治经济学.docVIP

食利者政治经济学 1950年，北京市郊土地改革时农民在丈量土地的情形。 　　经济的食利性，或者食利者，时常在关于社会公正问题的讨论中被提起、被批评，但关于该问题或者说该现象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展开。我们有必要就此作一个尽可能全面，但仍非常初步的探讨。 何谓食利者？ 　　我们有必要给食利者下一个定义：某些人，或某个阶层，拥有相当数量的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他们就可以算作食利者。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里，这部分人是“不生产的”，却能比那些“生产的”，即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工资劳动者获得更高的回报。马克思称“生产性的经济”为实体经济，其所营作的资本为实业资本;那些“不生产”的经济则为虚拟经济，其所营作的资本就是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不只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历史现象，早在中世纪的欧洲就非常发达。但资本主义使虚拟经济和虚拟资本的发展出现前所未有之势，结果是现代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股票市场）的出现。荷兰在17世纪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模范国家，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是从它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开始的，由于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商业信用和货币经营业，二者结合催生了银行制度，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问世。在英国，18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大工业，只有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却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体制，在实体经济的刺激和需要之下，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成立。 　　银行的本质是信用，信用制度的确立，一方面因为实体经济的需要，另一方面，社会财富如住房、地权等不动产为信用提供了可抵押物，从而使信用变成了“信任”，各类借贷活动在银行制度的框架内变得井然有序。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成了经理人，即别人资本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这样，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制度出现了，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也就逐步演化成了食利者阶层。 　　土地和附在其上的房屋是不动产，可供抵押，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天然中介”，一方面它是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如农业），另一方面又能成为单纯的消费品（如房产），由于它的可抵押性，它也就“天然”地成了借贷经济的“信用基础”。结果，附在土地或房产上的食利者阶层也就必然出现。如封建社会的“不在”地主，专以出租土地为生，不需与佃农见面，却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后者的劳作中得到粮食和金钱。 　　此外，银行业的发展衍生出了许多虚拟资本的工具形式，这使虚拟资本不但脱离实体资本（经济）的需要并内生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的“需要”，还因此类“需要”创生了一大批为虚拟经济服务的专门从业者和数之不尽的怀抱发财梦的“业余从业”者。结果，食利者阶层中的另一类也就出现了。 从“寺院经济”讲起 　　钱穆讲过，南北朝时，佛教对中国经济社会影响很大，北朝尤甚。北朝寺院经济兴盛，僧人甚至与西域各国通商。有的寺院僧房多达千间，可藏军火，加上拥有土地园林，经济防卫足可自立。寺院还不时侵掠民众田宅，或与官吏勾连，从官府那里获赠不少地产。 　　北魏寺院占地既广，至齐、周各代续有发展，此种寺院土地私有制使僧众成为典型食利者阶层。寺院引来大批流民归附，与寺庙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寺院日益扩大生产规模，所产除供奉王室和自享外，余均运市场销售。贫民归附于寺院，亦可逃避官府的力役兵役。一时期，寺院僧尼达400万众，其中附户达200余万人，甚至最终造成僧尼多于民众现象。政府和王室税收锐减，财政亏空，寺院竟成了可与皇权共同瓜分全社会生产剩余的一支“政治力量”;加上寺院拥有佛教的“话语光环”，甚至可以与皇权争夺“受众”。经济权、话语霸权，甚至军事权一应俱全，这就造成了王权或统治者的恐慌，于是魏、周两国不得不开始它们的“打击寺院运动”。 　　无独有偶，寺院制度在中世纪前的埃及、希腊，以及中世纪的西欧也得到特别的发展。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去世的时候，罗马帝国有15所寺院;527年，当查士丁尼登基的时候有90所寺院;到了8世纪，各地村落变得人烟稀少，原因是许多人都出家去了。寺院经济在与大地主和小农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大地主还能苟延残喘，小农则只有破产，反过来成了寺院的虔诚信众，寺院因此成了世俗王权的竞争者和挑战者。这种寺院制度传之西欧，在那里开花结果，寺院和教会竟成了中世纪欧洲的最具实力的“特别庄主”，一直是决定西欧政治版图的决定性力量。 　　很难说食利者阶层毫无生产性，正如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均出现过的寺院制度，它自己也生产经营，也创造财富，但这不影响其食利者的本质。食利阶层以自己的欲望和要求为终极目的，它要攫取社会财富，它还希望它赖以存在和不断地扩充影响的政治经济制度亘古不变。 　　任何社会，如果它的财富被某一阶层所无端占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