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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的“自我” 　　阿乙的《模范青年》，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想必大多数我的同龄人在阅读时都会有这样的感触。文本中行走着太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子和类似的经历，那些从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一同出发的人们，最后都走在了一条叫做宿命的道路。既然路的终点都指向死亡的话，那么，在这样的行走中，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证明自我的存在并且力求实现自我。这便成为了我理解这个文本最原始的出发点。 　　所谓自我实现，是指个人在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能力，发展自己的能力、才干与个性，实现自己确立起来的人生理想等价值追求的过程。周琪源躲在灰暗的杂物房里偷偷经营自己，他学英语、写文章、自考等等为“出走”做的准备实际上是为了寻求自我实现。他具有强烈的“我来自哪里与我是谁”的意识？穴即自我意识？雪，但人的自我实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个人行为，它实际上是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无限发展过程。说到这里就有必要来看看“我”和周琪源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环境――江西瑞昌――是一个人口只有四十万的县级市。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沉滞的小县城。类似地，《意外杀人事件》中的红乌镇、《鸟，看见我了》里的清盆乡、《小人》中的雎鸠镇、《拉小提琴的大人》里的莫家街，都是阿乙小说惯常的地理空间。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潮湿”、“矮小”、“灰暗”、“死气沉沉”。在阿乙看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只剩权力和金钱，他们“根据衣着和手机推测我在外拥有的财富及地位”，他们判断成功的标准便是“买房没、买车没、结婚没”。这样的价值观让“我”呕吐――这里的呕吐物便是世俗的价值观、无聊的县城生活以及一眼望穿的人生。 　　“我”和周琪源在精神上是隐秘的朋友，在面对这样的生活时都有过不同程度的抵抗。周琪源的方式是做一个“模范青年”，而“我”却试图在混沌中度过，周旋于各种饭局牌局之间，显耀着制服的权威，也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我”与穿着来自北京的风衣的姑娘谈情，向“脸上长满我的前途”的姑娘示爱。谈恋爱成为了“我”在混沌不堪的生活里证明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喜欢”成为了一种精神的“寄托”。“没完没了地喜欢一个人就像没完没了地喝酒”，这不过是“我”对抗时间，对抗荒诞生活的工具，在自我无法实现的时候，“恶狠狠”地发泄罢了。 　　如果说混沌的县城生活是促使“我们”出走的外部原因的话，那么精神的无处安放便是其内部原因。这大概是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大发展中青年人的集体困境。表面上看，“我们”是在逃离，逃离贫穷、落后，以及旧道德的束缚。其实“我们”是在寻找，寻找精神上的故土。“我”在农村里痛苦迷惘，在大都市依然迷惘、痛苦，“我再也感受不到内心的那种力量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使得个人成为一个孤零零的个体，没有任何共同体的保护，不得不独自面对一切来自社会的压力，这就产生了自我强烈的焦虑与不安，也极大程度上阻碍了自我的实现，因此作者发出“生之疲乏”的感叹；而周琪源一个“厂矿人”，从始至终说着一口普通话，穷尽一生在寻找他出生的大城市，寻找生之本源？穴从小说里几次提到周琪源母亲的故乡即可窥见一斑？雪，他企图摆脱这种流放的抑怨感，他渴望知识与智慧能够帮助他打通去往大城市的隧道。许纪霖先生在《大我的消解：现代中国个人主义思潮的变迁》中曾提到？押“世俗化时代的原子化个人，既没有历史，也没有精神，只是一个充满了物欲和追求的经济理性人。他孤独地面对整个世界，而这个外部世界，是一个以利益为轴心的市场世界，缺乏温情，也没有意义。” 　　不同的是，自由放荡，随波逐流的“我”走出去了，而勤奋克己的周琪源则黄钟长弃。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以父权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及其观念压抑自我的主体性和人的自由。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传统，其重要特点是以个人所属社会群体之“我们”占优先地位。传统的儒家文化对自我的设计是服务于宗法秩序的，它是基于父权为核心的宗法血缘为基底的文化。首当其冲的是责任和义务。文本中提到了周琪源有很多次“出走”的机会，包括考上了研究生那次，一句“你现在不单是一个父亲的儿子，也是一个儿子的父亲”将周琪源想要出走的“自我”瓦解得支离破碎。他始终无法逾越的便是为了寻求“自我”忤逆父亲与背叛亲情。一直到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被下了病危通知单的日子里，他 “嘶嘶有声”说了一个字――“笔”――说了两遍。这正证明了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仍然没有放弃实现自我。阿乙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写小说时的言论，大概可以作为此处的答案――“我要建立自己。写作是成本很低的建立方式，不需要动用别人，可以对自己独裁”――周琪源不过想成就一次自我的主宰罢了。可对于周水生而言，儿子便意味着责任和义务。他有责任和义务保住儿子的命。“源源，我们暂时不写了，我们过段时间再写”，周琪源的允诺表明他彻底放弃了自我实现的道路。他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