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社会学视野网.docVIP

污名化与社会排斥：低度认知下的艾滋病防治 ——基于甘肃省一般人群的调查分析 ［摘 要］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依然处于一种低度认知水平。而“污名化”标签与社会排斥已成为防治艾滋病工作中的重大障碍，为了更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蔓延，首先要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污名化”标签，进而减少对艾滋病人的社会排斥，给艾滋病人一道平视的目光。 ［关键词］污名化 社会排斥 艾滋病 一、问题的提出 四年前，笔者参与了中英艾滋病策略支持项目(CHARTS)的子项目《甘肃省艾滋病防治现状评估》，此后，笔者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一直予以关注。2009年12月1日，当第22个世界艾滋病日到来的时候，作为一名社会学研习者，笔者的视线又不得不停留在了这一“社会事实”上面。当卫生部公布的中国艾滋病疫情现状呈现在笔者面前时，笔者不得不提起笔再次思考和审视这一“社会事实”。 据卫生部统计，中国自1985年出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截至2009年10月底，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31987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 102323 例；报告死亡 49845例。今年，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中国2009年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目前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HIV/AIDS）约74万人，其中，艾滋病病人为10.5万人；估计2009年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人。[1]而就在两年前笔者看到的数字是，“截至2007年8月底，全国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218107例，其中艾滋病病人58893例，累计报告死亡19258例。2007年新报告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32235例，其中艾滋病病人6435例，死亡3095例。2006年1-12月和2007年1- 6月，全国平均每月新报告感染者基本稳定在3000人左右。”[2]短短两年的时间，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从218107例上升到319877例，艾滋病病毒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危害之大、形势之严峻，使得我们的安宁、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虽然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取得了一定成绩，艾滋病疫情还处于低流行态势，但是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特定人群和部分重点地区已经出现高流行态势，艾滋病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艾滋病流行的危险因素广泛存在，防治形势依然严峻，防治任务依然任重道远。[3] 艾滋病流行与蔓延的严峻形势，使得我国已处于艾滋病防治的关键时刻。艾滋病问题已不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 更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纵观以往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政策倡导，二是学术研究。在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上，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关注，如果说人类学家比较强调艾滋病防治的文化敏感性，社会学家致力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那么，许多学者，尤其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民间组织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作用。[4]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该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之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之中去寻找。”[5]，对于艾滋病问题的解释，也不可能脱离社会事实。在艾滋病的防治与疫情的控制工作中，公众对艾滋病的低度认知、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污名化”甚至于“妖魔化”、谈“艾”色变的恐慌心理、对艾滋病人的社会排斥与社会隔离等一系列“社会事实”不仅使艾滋病人在其病情被公布后遭受着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同时也使得艾滋病防治与疫情的控制举步维艰。因此，提高大众认知水平、消除污名与社会排斥，既有助于迫在眉睫的艾滋病防治与疫情控制工作顺利开展，同时，也可以使艾滋病患者感受到来自于社会的人文关怀。笔者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来探讨大众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排斥与艾滋病防治及疫情控制的内在联系，以期为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与社会排斥进而为我国的艾滋病防治与疫情控制工作和防“艾”体系的构建提供一些思路。 二、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状况 艾滋病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仍然相当有限。总体而言，目前公众对艾滋病的认知水平依然处于一种低度认知状况，主要表现在： （一）对艾滋病的认知一般化、浅层次 公众对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仅限于一般化、浅层次的认知。据2005年对甘肃省一般人群调查显示，在一般人群中，大部分人知道艾滋病可以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途径传播，但仍有少数人不知道或者不完全知道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还有人认为蚊虫叮咬、共用生活用具、握手、拥抱、接吻等日常生活行为都可能传播艾滋病，甚至荒唐到群众害怕感染者生产的蜂窝煤都会传染艾滋病毒的地步。[6]36.6%的人对艾滋病的了解仅限于“一般”性了解，33.3%的人对艾滋病“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