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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60年生涯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 周 诚 （ 2011年 11月22日稿） 一、简况 原名刘起儒，1948年参加革命后改用现名。1927年１０月１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1946年毕业于成都黄埔中学，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学习农学。1948年底投奔解放区，到正定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革命基本知识，然后留校在教育科工作。1950年人大成立后被调到计划系农经研究生班学习，半年后被调出担任教员，在苏联专家直接辅导下，于1951年9月开始讲授“农业基本部门经济学”。后来陆续边学边教“农业企业管理学”“农业经济学”“土地经济学”等。文革期间在人大干校参加劳动两年多。后来被借调到中央农林部搞农村调研4年多。1977年人大复校后回到农经系，担任主管教学的副系主任兼农业经济教研室主任， 主要给研究生讲授“农业经济学”。1982年被派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一年。返校后组织编写并出版了农业经济教材。后来，由于人大土地管理系与农经系联办，又组织编写了“土地经济学”教材并给研究生开课。担任教授、博导之后，我指导博士生的研究方为“农业经济”“土地经济”。曾经担任过的社会职务主要有北京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论与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所获得的最高奖项为中国出版总署颁发的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结束了教师生涯，200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头衔。 二、主要经历 动乱与励志 1931年“918”事变时，我虽然在沈阳但因年纪太小而无印象。1932年我伯父刘凯平因参加东北义勇军并被聘担任高等顾问，后来被捕、牺牲，1987年被民政部正式批准授予“革命烈士”称号。我从父辈处获知其事迹。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时在西安上小学，见到在城门楼上悬挂的大幅标语：“坚决拥护张杨八大主张！”；大学生们列队游行、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印象很深！ 抗日战争时期在成都，经常“跑警报”（ 日本飞机出动并飞向成都方向后，各地的防空部门所安放的巨大扬声器，适时发出“预行警报”，于是人们迅速躲到“防空壕”或“防空洞”中去；等到敌机飞走后，再发出“解除警报”）。成都市区曾经遭到几次大轰炸，位于闹市区的“盐市口”，曾经被炸成一片火海，断壁残垣，惨不忍睹！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国家、人民、家人的不幸遭遇，对我的人生起了很大的激励作用，是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立志成才、奉献社会以及后来发愤治学以报效社会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基础。“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毕业歌》歌词），就是我的“座右铭”之一。其具体体现就是我对学术活动一直不离不休：胸怀事业、心系学术，燃烧自己、奉献社会。 特殊的“黄埔一期” 我上高中，是在成都黄埔中学。她为黄埔军人所举办，但也吸收非黄埔子弟，我属于后者。校方特别关注教学质量，在聘请老师方面很不一般。例如，语文老师是一位举人，讲授古文驾轻就熟（当时高中汉语课就是学习古文）。英语老师是由大学教授兼任的，教中学绰绰有余。１９４６年夏毕业——我们班是首届高中毕业班，即特殊的“黄埔一期”。由校方提名，经过相关人员举手表决，我挂上了“黄埔中学毕业同学会会长”的头衔。不过，她一直是个空架子。然而，“文革”中“军宣队”进校后，有人把此事提出来大做文章，成立“专案组”，搞“外调”，最后因为调查不出任何问题而不了了之。 在学生运动中走向革命 1946年高中毕业后，先后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农学系、北京大学农学院。在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特别是，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学习社”中，接触了《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对共产党有了初步了解。特别是，介绍解放区干部学校生活的《大江流日夜》这本小册子，对我影响很大。于是，在１９４８年底，投奔了解放区。然后被分配到华北大学政治部学习。课程主要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的确终身受益。例如，“社会发展史”是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顺序讲，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中国革命史”从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革命开始，然后讲到蒋介石的反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引航的作用。 19４９年初在华北大学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教务处教育科担任干事，搞学员学习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供领导参考。 重新归队，主攻农业经济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我被调到农业经济研究生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