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生存发展权的现状初探.docxVIP

失地农民生存发展权的现状初探——以呼和浩特市塔布板村为例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和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意味着对土地需求的增多，而这种需求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农业用地。同时，由于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灾毁耕地等原因，使现阶段我国的土地资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但是为了城市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与土地分离，使得“失地农民”这一特殊群体不断膨胀，同时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日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仅以呼和浩特市塔布板村为例，通过走访调查，着重研究大城市近郊农民失地后的生存发展权现状，进而探索对其予以保护的对策措施。一、失地农民概念界定及生存发展权概述（一）失地农民概念界定对于失地农民的概念，学者从各自视角给予了不同界定。宋春玲认为，失地农民是指在我国城市化背景下因自己承包的土地被征用而丧失土地的农民。吴爽认为，失地农民就是那些原本在国家或集体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因非农建设需要而失去全部的土地使用权，从而导致其身份、职业发生变化的群体。其特殊性在于既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具备传统意义上农民的身份，但同时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并享有城镇居民应有的权益。刘翠霄认为，失地农民是指那些原来拥有土地并且以土地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民，其土地被政府或开发商征用了，征用者只提供给农民有限的补偿费，而不负责为其安排工作，有限的补偿费根本无法保障失地农民的长期稳定生活问题，这些没有稳定生活来源又失去了土地的农民被称为失地农民。陈美容认为，失地农民是指那些由于工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或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因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但仍保持着农民身份，尚未真正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综上述学者的分析，“失地农民”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失地农民原本都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身份，即能够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且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的稳定生活来源。其次，失地的原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对土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农业用地。最后，失地农民的身份尚未真正地转为城镇居民并融入城镇居民的生活。但是，在环境法领域中“失地农民”的“失地”应当是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学者分析的“失地”概念的。它应当是只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客体的土地丧失了其作为农业用地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它具体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因为物权客体的毁损致使土地不再适于耕种，比如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以及因工业的快速发展，“三废”排放量增加导致的土壤污染。二是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等非农业用地，这在法律上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政府的征收行为而丧失，即权利的丧失。因此，环境法领域中的“失地农民”是指原本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身份，能够在国家或集体所有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并且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客体的土地丧失了其作为农业用地应当具有的价值和功能，不再适于农业生产，丧失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农业收入又不能融入城镇居民生活的群体。虽然前述两种原因的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权都亟待保护，但是现实中所研究的失地原因主要是政府征地，鉴于本文以呼和浩特市塔布板村为例，塔布板村位于呼和浩特市城郊，主要的失地原因是城市化进程中政府对土地的征占。所以，本文所指的失地农民是指那些由于工业发展、小城镇建设或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因耕地被征用而失去土地，但仍保持着农民身份，尚未真正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二）生存发展权理论概述生存权与发展权最初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范畴在人权法领域内被提出和研究的，下面本文将对其提出、产生背景及基本内容等方面予以简单介绍。1、生存权简介生存权作为明确的法权概念，最早见于奥地利具有空想社会主义倾向的法学家安东·门格尔1886年写成的《全部劳动权史论》，该书认为劳动权、劳动收益权、生存权是造成新一代人权群——经济基本权的基础。生存权作为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现象是基于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提出的。在资产阶级刚刚摆脱封建特权的束缚进入资本主义的早期，在经济上为了保障商品经济的发展，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在法律上就是最大限度地保障以自由为主要内容的人权。当资本主义从自由发展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自由经济政策下的“市场调节”失灵，资产阶级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使其丧失了工作自由，与此同时的贫困、失业等问题严重威胁了工人的生存自由。在此情况下，国家开始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以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二编第五章《共同生活》第151条规定的“经济生活秩序必须与公平原则及维持人类生存目的相适应”是“生存权”作为明确的法律规范的最早出处。在目前看来，人们对人权究竟包含哪些具体权利并没有达成普遍的共识，在国内的主流人权法教材中所列的“人权一览表”中也没有明确具体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