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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文明与野蛮
——从政法大学“弑师”谈起
主持人:前不久在中国政法大学发生学生杀死老师的事件,在祥和安静的校园发生这样一起事件,它意味着什么,它说明什么;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生活、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都充斥着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对决,大有野蛮压迫文明,邪恶压迫正义之势。如何让社会回归正道,让人性焕发它应有的光芒,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我们学校的韩老师来与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话题,下面欢迎韩老师来进行这场讲座。
韩德强:大家晚上好。
今天来讲一个比较遥远但又比较切身的话题,就是生活中的文明与野蛮。
我不知道诸位是怎么想啊,我们的生活看上去是挺文明的。看着我们这个教室,就知道我们是一派文明的气象,如果是野蛮社会,这么多陌生人坐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可能就是我们相互打、相互咬。现在没有啊,我们一起坐在这儿很安静,说明我们是文明社会,是吧?往马路上一望,汽车按照交通规则在行驶,井然有序。所以,我们生活中感受到的真是一个文明社会。
但是,同样是在这样一个文明社会文明校园里,我们旁边政法大学却发生了一起比较野蛮的事件,就是一个学生把他的老师给杀了。显然,这里(标题)的用词有点不妥当啊,叫“弑师”,这“弑”用的就不当,“杀”就比较妥当。为什么说“弑”不妥当呢?“弑”的前提是这个老师是真老师。诸位要问,难道程春明不是真老师吗?严格说起来不是,因为在中国的这个思想体系当中,什么人是真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是真老师。如果只是传授知识,他就不见得是老师;如果没有道或业的传授,就不算是老师。(只能算)是教学操作工。
我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啊,假如说诸位要进麦当劳实习炸土豆条。厨房可能从来没见过,但两个小时之后你就成为熟练的炸土豆条工。一盆土豆条倒进去,三分钟捞出来;再倒一盆,三分钟再捞出来。人家说你是厨师,你觉得是吗?中国传统的厨师就是能够千变万化,不同的材料进去,煎、炒、炸、煮、蒸、炖,最后出来的东西是随厨师的心所欲,这个叫厨师。麦当劳里叫什么?叫厨房里的操作工,或者炸土豆条工。因为他除了炸土豆条不会别的,就土豆条炸得好,因为油温是确定的,时间有定时表,一到三分钟,它“滋——”就响了,就捞起来。哪怕一只猴子也能被训练成这样。如果大学里的老师或者中小学里的老师,他没有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只有炸“教学土豆条”的本领,他严格讲,就叫教学操作工,不是中国意义上的“师”。
为什么要讲中国意义上的“师”这个概念呢?因为“弑师”之“弑”,专门有一个含义,就是杀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这个叫“弑”;或者杀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这个也叫“弑”,“弑师”或“弑君”。假如说这个领导只为自己考虑,那叫什么,叫“独夫”,“独夫”不叫“弑”,叫“杀”,人人得而诛之,也可叫“诛”。“弑”专门用于令人尊敬的长者,或者令人尊敬、为人民服务的领导,这个叫“弑”。所以,这个词用的不当。
程春明是不是这样一个“师”?就是有很大的问题。此人大概是留法出身,之后到政法大学去。这个人特别倾慕法国,在他的课堂上天天给学生讲波尔多葡萄酒,该怎么品尝,有几种产地,有几种风格;假设要成为一个法国式的人,你就得首先会品波尔多葡萄酒。大概说他每次课有一个多小时讲波尔多葡萄酒。在课后据说也比较有那种法国浪漫派的特点,经常和女学生调情。谁知到中国有一个学生比较传统,受不了这个浪漫,一不小心就把这个程春明给杀了。
这件事情实际上可以从多个方位、多个层次去思考。假如说程春明是一个受人尊敬、热爱学生的老师,不是戏弄学生、调戏妇女的老师,我估计他也不会遭此大祸。假如说这个学生对程春明非常痛恨,道德上非常鄙视,感情上非常仇恨,但这个学生心里头还有父母,他还会不会去杀程春明啊?假如心里头有父母,你在举刀子的时候,你得想一想,这一刀下去我好办,我父母难办,是吧?他们把我送到大学来,是为了我到大学来为情敌动刀子?好像不会啊。假如说这个学生心里头还有一份事业,心里头还有国家,他会为了个人心头点点滴滴的恩怨去动手,去杀程春明吗?好像也不会,是吧?不知道诸位是怎么想啊,实际上这个事情还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可能都有各自的责任。
我再说一个小故事,可能会涉及到我们自己,是我刚刚上北航时候的一个小故事。在二十多年前,来到北京这样一个首善之区,我也是蛮高兴的,和诸位一样,然后我就真以为北京是一个文明的首善之区。有一次外出,乘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上有人就踩我一脚。这个按说也正常,因为文明社会也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主要是他下面的话说出来让我觉得莫名其妙。他说“唉,谁搁我脚了?”就是说不是他错了,而是我脚放错地方了,妨碍他脚落下来了。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这北京是这样的吗?我脑袋里就转了若干个方案出来:第一个方案就是我也踩他一脚,这回是你搁我脚了;第二个方案就是出门在外,要忍为上策,不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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