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海英：前国足女队员的香港议员生活.docVIP

韦海英：前国足女队员的香港议员生活 　　韦海英人生最失意的一刻发生在1996年的夏天。那是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决赛，她在替补席上坐满了整场比赛，看着队友们输掉了中国女足离世界冠军最近的一场比赛。“我当时坐在那里一点心情都没有，我都不愿意去踢那场球。” 　　“我们刚赢了巴西，进了两个球，气势也上来了，那时可以说我是状态最好的。和美国那场球，如果让我打首发，我们绝对不会差。半场也行，就剩十几分钟让我上场，你以为我是神啊！我一生最记得的就是这件事，其他事我都没有后悔过。” 　　就在韦海英向记者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她的新助理正扯着嗓门向一位耳背的老太太解释，他们为社区贫困老人提供的晚饭是完全免费的。在这间位于香港深水?的区议员办公室里，短短10分钟内，有8名花甲老人先后到访。 　　韦海英熟稔地和老太太打着招呼。面前的韦海英身材瘦削，留栗色长卷发，着淡妆，脚下趿一双人字拖，宝蓝色的甲油完好地附在脚指甲上。这双脚，曾在关键时刻攻陷对手的大门，为造山运动时期的中国女足顶起一座高峰。 　　现在，韦海英是香港507名区议员中的一位，她说自己的工作角色就类似于内地的居委会大妈。 　　香港政府规定，区议员的办公室最大不能超过35平米。这间30平米的办公室被隔成三部分，最大的是活动区，摆着长桌和摞在一起的红色塑料凳，两位议员助理挤在次大的办公区，韦海英的办公区最小，只有4平米。关上门才发现，分隔开办公区的墙并未封顶，若是姚明站在里面，会尴尬地露出整个脑袋。 　　“你拽一下右边那根绳子。”韦海英指着“半墙”上的风扇对记者说。风扇底座下垂着两根绳子，拉右边的绳子是开，左边是关。 　　韦海英的命运开关似乎总能在关键时刻启动。她昔日的队友吴伟英说：“她一上场就能进球，我们就觉得韦海英很有福气。” 　　上世纪80年代初，女足运动在全国兴起，各省市开始筹建女子足球队。几个教练到韦海英所就读的海南中学挑足球苗子，从没踢过球的韦海英被临时拉去充数，竟被教练一眼相中。 　　因为觉得“一大群人在一起特好玩儿”，韦海英瞒着家里、坐了一天一夜的船从海南到广州参加集训。到了广州，她写信给一直反对她学体育的父亲：“爸爸，我现在在广州足球队集训，你要记得把伙食费、粮票和船票钱给我。”1988年，17岁的韦海英入选国家队。 　　摘得奥运银牌后，韦海英接拍了人生中唯一一个商业广告，客户是广州一家沐浴液生产商。她叫了几个队友一起，表演女足训练结束后去洗澡的画面。“就露个手臂。”韦海英模仿拍广告片时她轻抚大臂的样子，“要表现很享受的样子。就是玩儿。” 　　这个大大咧咧的女足当红右边锋，却在她运动生涯的巅峰期踩下了刹车板，1997年，韦海英退役，定居香港。丈夫刘锡明是香港人，俩人在一场业余足球友谊赛上结识。 　　韦海英的队友却为韦海英感到惋惜：“为什么去香港？” 　　“我很自由，想干什么都可以，自己不断去尝试新的挑战、新的工作，然后我觉得也挺享受的。”韦海英当时的选择包括了香港的未知生活，和留在内地体制内的一官半职。 　　“那时候我很羡慕香港白领阶层。”韦海英在报纸的招聘版寻找工作，她发现自己既不懂英文、电脑，学历也不够风光，想去做售货员，可“人家问，你懂不懂英文啊？”她只好开始考教练牌，在香港做足球教练，半推半就地继续着她与足球的缘分。 　　“香港当教练没有压力，不要求成绩，是业余爱好。国内要有成绩的，你教国家队一定要出人才的，出去集训，冬训几个月。” 　　2003年，韦海英应邀回到了内地，在沈阳金德足球俱乐部做副总。公司配给了韦海英面积巨大的办公室，“带书房，有大桌子，老板椅，有办公室主任，我有私人司机，配专车。” 　　但是却不许她进入足球场。“他们的规矩就是中超比赛嘛，女的不能进场地，倒霉嘛，进了他们会输球，封建的观念。”这次回到内地的生活，让韦海英“懂了很多人情世故”。一年后，韦海英离开金德，返回香港。 　　球员时代的韦海英，以速度快闻名，赛前从不做准备活动，“压腿，也懒，啪！一启动就拉伤。”而香港议员的韦海英却学会了“慢慢慢慢耕耘，累积下来，居民就会接受你”。 　　2007年，韦海英在球场外的大排档结识了一个朋友，对方问她有没有时间做义工，她问：“什么叫义工？”韦海英后来知道了，义工就是拿些小礼物去探访老人家，陪他们聊天，为他们的生活提供帮助。她做得很开心，觉得有趣，朋友就建议她参选区议员，她又问：“什么叫区议员？” 　　稀里糊涂地，和童年韦海英最初走进足球场的时候一样，中年韦海英就这么开始了香港的议员生活。 　　第一次竞选失败了，但韦海英并不打算因此中断义工的工作。为了给义工协会申请一个办事处，她带着5个月的身孕、挨家挨户敲门搜集签名。根据香港房屋署规定，她必须邀请当地社区15%的居民，即450人，加入这个协会，才有资格申请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