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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成之 自传： 江成之先生坐像 1924年1月9日（农历是癸亥年腊月初四），我出生在浙江嘉兴新塍的一个世代书香人家。原名文信。因《论语?卫灵公》有“信以成之”句而字成之。又《诗经》中有“福履成之”句，以及仰慕乡贤中书画篆刻家吴履，而号履庵。别署亦静居。先父讳廷沩，字韵士。清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入泮，同时入泮的有张元济（菊生）等人。后父亲弃文从商，能关心邻里公益，有声于乡。我七岁被送到嘉兴念小学。读书之暇，在大人们的指点下，常常临碑摩帖，尤好北碑金石文字，喜其劲挺豪放，有笔有刀。记得在中学读书时的一次全校书法比赛中，我写了一幅掺以北碑笔意的书法作品拿去参赛，结果取得了名次，得到师长们的首肯。 1943年（癸未），我的亲戚中有一位沈姓老表兄，曾在大收藏家虚斋庞莱臣家做过事，和当时上海的一些大书画篆刻家比较熟。因见我如此嗜迷篆刻，便带我去拜访了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书法篆刻一代宗师王福厂。福师看了我双勾的八家印稿和刻印习作后，甚是嘉许，表示愿意收我做学生，我欣喜万分。以后，在福师循循善诱地引导下，我先后又大量双勾摹勒了《十钟山房印举》、《伏庐藏印》、《双虞壶斋印存》等秦汉印谱中好多印，终于窥得了秦汉印呈此精美绝伦之堂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研究以丁敬为首的西泠八家是如何继承秦汉，推陈出新，开创浙派的。与此同时，旁涉皖派诸家，承其可取之长。这段时期里，我双勾的印稿远比创作的多得多。因此，在我二十岁左右时所创作的印，于章法刀法上对前人古法已有所领略，这可能是这段时期“述而不作”的缘故吧。 观赏前人的原作印章是学习篆刻过程中，除勤奋临摹、努力创作外唯一一条“捷径”，这与书法上“观其下笔处”同样重要。我便在课余有意识地寻访书肆冷摊，购藏浙宗先贤印谱原石。然一个穷学生的经济条件毕竟有限，故我节衣缩食，尽自己最大力量去“觅宝”。记得当时去得比较多的地方是宣和印社，于是便结识了方去疾和其胞兄、印社主人方节庵。我所收藏的旧印和印谱，部分就是购于宣和印社的。在我的收藏过程中，还得到福师的帮助，或掌眼或介绍。特别难忘的是当我终于觅到赵次闲的“涤尘庐”一印时，犹如神交的挚友忽然相遇。想起学印早年，学习资料匮乏，我便留意到余绍宋编辑的《东南日报》副刊《金石书画》上，它每期都有历代印章的介绍。有一期上面介绍了“涤尘庐”这方赵次闲的精心之作时，我心悟手从，双勾临刻，感受颇深。现在此印拿在手上，似有和前贤倾心谈艺之感。 1947年（丁亥），经福师推介，我加入了心仪已久的西泠印社。同时入社的有秦彦冲、叶潞渊、吴朴堂、方去疾、高式熊等人。《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志人》中记：“江文信，字成之，号履庵。嘉兴人。王禔弟子，能治印。收藏八家刻印颇富。”我知道老师的用意是让我有更多的机会向前辈学习，不囿于一师一门，开拓视野，领略各种流派之精要。 1959年，我调入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作。三钢是家大厂，艺术方面的爱好者也很多。 江老篆刻 厂工会专管宣传的干部在得知了我的特长后，便请我在工余之时能去辅导，帮助他们提高书法篆刻上的素养和技艺。在画画的同时，打好书法基础，也实践一下篆刻。六十年代，中日邦交逐步开展。一次，一个日本工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要求三厂准备一份礼物。我就带领工人美术组成员刻了一套毛主席诗词《忆秦娥 ? 娄山关》组印，并做成一幅印屏作为全市工人的礼物送给客人，日本朋友欣喜万分，为这份出自工人之手的高雅艺术品深深折服。 自解放前夕到1959年之间，由于建立了家庭，要为寻找工作养家糊口而四处奔走，加上政治运动不停，开会学习繁忙，故无法用心于篆刻创作，福师那里也去得很少。进了三厂后，工作上虽是安顿了，但业余时间甚少。也就在这个时期，我的恩师王福厂于1960年3月去世。我是在数月后的《新民晚报》副刊上看到一篇纪念福师的文章，才知道恩师已驾鹤西归。我黯然伤神，悲从中来。十七年来，福师面命耳提，在我身上倾注了许多心血，使我的艺术道路越走越宽。如今福师已去，而我将在艺路上独行，想到此地，怅然若失。没过多久，我从胡问遂那里打听到了同门吴朴堂的行踪，便与其恢复了联系，遂又经常过从，谈印论艺。 六十年代初，在上海的西泠印社社员为庆祝建社60周年，集体创作了一部《西湖胜迹印集》，参加刻印的有高洛园、马公愚、王个簃、来楚生、钱君陶、吴振平、叶潞渊、唐云、秦彦冲、吴朴堂、高式熊、方去疾和我。该谱共收录印章55方，我刻了四方。由于我在开始工作后不再用原名，而以字行。1963年，纪念西泠印社成立60周年的活动通知寄到三厂，因查无“江文信”此人而退回，故我未能前去参加社庆活动。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一则社庆五年举办一次，老一辈印人陆续西归；二则文革浩劫不久来袭，又有印人死于非命，前辈、知己大半凋零，再无促膝谈艺之缘了。 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了，篆刻艺术和其它传统艺术一样，被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