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女人――电影中的香港女人.docVIP

地域女人――电影中的香港女人 　　在刚刚过去的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中，香港电影节的影片质量又被媒体、评论集体调侃、奚落一次，最佳影片的评比中一届不如一届的呼声，甚至不乏停办之声。 　　香港电影，当导演们绝大多数参与到与内地电影人的合拍合作当中，这一条路还需要走多久，融合之路的前方到底会窥见些什么新的影像，难以预测。但是从当下《毒战》等影片的良好走势来看，两地电影从业者，渐渐掌握风向，合拍、合流之路，渐趋明朗。 　　今年，是港导北上10年之际，香港导演的影片也悄然在发生着变化。在这一届金像奖参赛的影片中，《志明与春娇》已经将男女主角的爱情发生地点，悄然放置在了北京。 　　政治、经济因素的改变迁移，决定着该地域的子民，他们的生活、意识、工作、情感价值、生存态度，等等。港人北上，又或将带动新一轮的地域格局、文化冲突与相融。 　　本期，特此10年之机，推出系列地域女人之“电影中的香港女人”篇章，记载60年来，不同政治、经济时期银幕上的香港女人，因不同时期社会的时势变化，她们灵动多姿，纤巧精致的形象，包括现实生活中香港女人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交友、婚恋观的变迁。 　　“双城”争艳 　　影片《花样年华》： 　　相信即便是一个对王家卫电影并不了解的非影迷来说，也多少会对《花样年华》这部有个女人穿了几十套旗袍走上走下的电影有些许印象。无需赘言，故事讲述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角楼，男女主角周慕云、苏丽珍二人同一天搬到一座楼房比邻而居，后来各自的配偶却发生了婚外情，主角二人为了理解他们是怎样开始的，也在戏中排演这种婚外的感情关系，却慢慢地爱上对方。由于碍于社会的道德规范及人言可畏，双方竭力压抑彼此的感情，最终以分手收场。 　　苏丽珍，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上海的女人。上海女人，喜欢穿旗袍，软侬的腔调，生活讲究，饮食多清淡、甜食风味，日常家居热闹，旧式上海的生活情调常常充满五颜六色的鲜亮装饰、开在大花瓶里夺目的剑兰、油彩一般富有质感的花纹墙饰。在这种贵气别致的生活环境下，女人着一袭旗袍，便有仙逸的灵魂飘在空中的柔媚感。 　　《花样年华》中，苏丽珍这位公司小职员，嫁作人妇，有着严肃保守的价值观，不愿意破坏传统的樊篱。克制不住爱时，只用花式美艳、妙丽夺目的旗袍让感情在压制中表达。 　　因为社会战乱等原因，40年代起，中国内地大批上海人移居香港，以生意人居多。1949年以后，从上海逃往香港的商人、中产阶级组成了当时香港社会的中坚力量。 　　上海人将老上海精致的海派文化带到香港，形成与港式生活相互冲突、相互溶解的整体社会氛围。 　　香港素来以繁华和龙蛇混杂文明，也正是因为这种典型的中产阶级趣味的浓烈氛围，处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香港生活，四处萦绕着上海旗袍、女人高跟鞋的韵味。也为大时代背景下的香港女人抹上了一层旧上海底色。 　　这一特殊时代记忆，也为香港60年代的生活留存下了影像凭证。香港80-90年代活跃在银幕的导演，在这个年代，还在童年期，也正是童年时期深刻的海派文化与香港气息的交锋，给这些壮年成才的创作者们留下了永久的记忆。 　　导演关锦鹏回忆，在他的记忆中，幼年时有很多上海的生意人都搬到了香港，他们对香港的经济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看的电影是老上海的，杂货铺里贴着老上海的月历海报，上小学时周围的同学也很多来自于上海。 　　“记得小时候常常会去一些搬家来香港的同学家里玩，每次都能看见同学的妈妈身穿旗袍、脚蹬高跟鞋，衣着笔挺地在家里喝着茶听音乐的样子。 　　王家卫的父母早年迁居于香港，对于父亲常年在夜总会工作的区域，一个男孩子经常被禁止入内，儿童好奇心同样在童年的记忆中发酵。 　　不难发现，关锦鹏的《阮玲玉》、《长恨歌》、《胭脂扣》，都是反映上海女性的影片。而在王家卫的电影里，有着上海元素的影片几近占据他所有的电影作品。 　　如关锦鹏所说，那个年代的香港一直被浓重的旧上海风情笼罩着，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没有谁能分清这两个城市在那时的区别。“在香港居住的上海人，让我对上海有了最初的印象。如果说我在用电影拍旧上海的故事，不如说通过旧上海来讲述香港，或者对两个城市的感情早就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透过香港女人看上海，这是许多香港本土导演惯用的视角。王家卫曾经说过，电影《花样年华》选择在1966年结束，是因为这个年份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代表了一些东西的终结和另一些东西的开始。如影片结尾处，把电影结束的场景带到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殖民者的身份访问柬埔寨，也是为了隐喻香港的殖民历史。 　　浸润于香港的海派文化，让这位自称“上海制造，香港加工”的导演，在成年后的电影作品中不知疲倦地述说着根脉里的“双城”情结。 　　“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又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及社会改革，试图舒缓民众的反殖民情绪。另外经济持续平稳的增长，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