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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近 代 法 学 教 育 的 先 导—————天津北洋法政学堂 20世纪初，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为形势所迫，欲效仿日本走“变法维新”之路。1901年1月，光绪皇帝颁布上谕，决定实行新政，包括变法修律、政制改革、设新学、废科举等。随着各种新律的全面修定，推行新法的法学人才日见短缺，当时急需培养大批汇通中西法律的人才。清廷遂派出大批留学生到日本，习学日本的法律，并从1906年起，以这些留日学子为核心创办了中国第一批官办法律学堂，其中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是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 光绪三十二年夏，直隶总督袁世凯听取赴日本考察的阎凤阁、梁志宸等人建议，仿照日本法政学堂，奏请清廷批准在天津创办“北洋法政学堂”，委任黎渊〔注1〕为监督；校址在堤头村新开河河坝下，校舍为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开河上曾有一座“法政桥”，就是这一历史的见证。该校曾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那是因为： 其一：天津濒临渤海，既有通商口岸，又有九河通衢之便；既“具有江淮的风格”，又距首都最近。鸦片战争之后，天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影响，成为“洋务运动”的中心，其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驻地，外交地位和政治地位显赫，成为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二政府”。在对外方面，“吾国外事尽萃于天津，外交之利害，全国之安危，而恒于是乎卜之”；在内政方面，“数十年来，国家维新之大计，擘画经营，尤多发韧于是邦，然后渐及于各省，是区区虽为一隅，而天下兴废之关键系焉”；举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地位，天津的“北洋法政学堂”从创建起就在全国 [http:// 欢迎您访问中 国 近 代 法 学 教 育 的 先 导—————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范..文.家 ] 成为颇具影响的率范。 其二：北洋法政学堂自创办起，在学制、课程设置、任教师资等方面处处效仿西制，走一条新型办学之路。该校学制分为速成与专门科两类：速成科学制一年半，旨在短期内为政府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科又分为“职班”和“绅班”；绅班专收直隶地方士绅，以培养地方自治人士为主，须经府、厅、州、县保送，但也同样要参加入学考试。职班专收外籍有职人员，主要是培养律师。速成科开设的课程包括大清律例及唐明律、现行法制及历代法制沿革、法学通论、宪法大意、刑法、民法要论、商法要论、大清公司律、大清破产律、民刑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国际法、监狱法、诉讼实习，共14门；在第三学期考试及格，就算毕业。专门科分法律、政治两系，学制六年，课程设置繁重，要求掌握两门外语，且十分严格；预科三年外语占主要地位。第一外语日语，每周12小时；第二外语任选英、法、德语之一，第一年每周六小时，第三年递增至十小时；因此外语课每周至少18小时，占全周课时36小时的二分之一以上。学校规定，外籍教员授课，“无论正科预科……一概不用通译;使学生直接听讲，以节钟点而收实益”。这就迫使学生，不得不全力学习外语 。在正科三年中，专业课设置以政治专业为例，必修科目包括中国的《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宪法、民法、刑法、国际公法、私法、商业、银行、货币、商法、地方自治、西方政治学、财政学、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政治史、外交史、通商史、统计等，多达30余科。考试制度极为严格，在学校章程中，明白规定“两次学年考试不及格者”责令退学。 此外，北洋法政学堂从开创起就形成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很少门户之见，学校除聘请日籍教师和留日学子任教外，共产党员张友渔、阮慕韩、杨秀峰、温健公、何松亭、黄松龄、闻永之、陈志梅等人均曾在该校任教授或秘书、主任等职。这种严谨的办学形式和宽松的学术环境使北洋法政学堂在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中颇具影响。 其三：北洋法政学堂具有光荣革命传统，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播反帝反封建先进思想、培养革命人士的阵地。从它刚建立开始，师生们就在新思潮的影响下，积极研究和宣传西方进步思想，思想活跃，屡起学潮。1909年12月，清政府直隶提学使司曾以“北洋法政学堂屡起风潮，决定解散。” 但是，这一决定因各方舆论反对，而没有实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同志1907年考入该校，为专门科第一期学生，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在校期间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担负主编会刊和编译书籍的重任，创办了《言治》杂志，主持编译了《驳议》和《蒙古及蒙古人》两部震动海内外的著作。1912年6月至1913年间，李大钊在北洋法政学堂写下了《隐忧篇》、《大哀篇》等文章，揭露了在所谓共和体制下民权的丧失，人民的苦难。在北洋法政学堂这个新式学校里，李大钊广泛地阅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书籍，受到了反对封建主义，追求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树立起民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