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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学邂逅花季雨季 　　今年1月份，广东省政协委员、广州军区总医院政委黄艳儒提交提案，认为整体学制太长导致学生毕业太晚，造成适应社会慢、婚育压力大等诸多不便。他建议，将现行的小学到高中的12年学制缩短为9年，这样19岁就可以大学毕业，可以更早地规划人生。 　　有关“缩短学制”的提议和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2009年和2012年，国内曾经有过两次对“缩短学制”的探讨，这两次探讨中，支持和反对者数量几乎持平，但从《广州日报》这条新闻在网上产生的影响以及跟帖情况来看，这一次支持缩短学制的人似乎比往年更多。 　　那么，缩短学制的提法是否有必要呢？在当前学制下，我国青年进入大学的年龄为19岁左右，假设学制缩短，15岁就可以进入大学，花季雨季岂不是要在大学中度过了？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这样一份履历：1901年4月20日出生，1912～1914年在北京汇文中学学习，1915～1923年在北京清华学校学习。这是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履历，类似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梁实秋，他1903年出生，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只有12岁。这首先说明，学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其次说明，12年学制并非唯一科学。时代在发展，人在发展，教育也应该顺应潮流。 　　学制过长，势必加重各方的负担 　　有人或许会担心，学制缩短，课业被压缩，反而会给学生增负了，其实不然。漫长的12年学制，时间实际上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上。小学一年级基本是重复幼教阶段的内容，初中二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已基本学完所有课程，初三和高三几乎全在强化复习应试，这些时间都是可以省下来的。加之不合理的教学模式，学制越长，学生的负担就越重。 　　同时，中小学教育由12年学制改为10年，这样做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家庭来说，都可以节省一大笔开支。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农村要培养出一个高中毕业生，家庭的基本支出费用要达到8至10万元，在城市则要10至15万元，这还不包括现在流行的“择校费”“赞助费”。在我国现有的国民收入水平下，这对不少家庭都是一笔沉重的负担。国家实施义务教育，许多地方的高中也承诺绝不让一名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这就需要国家、地方财政投入大量补贴。而把学制由12年缩短至10年，课程稍作调整即可实现，省下的大笔开支还可以用在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以及“校车”和“营养餐”上。 　　当我们只顾着强调为孩子减负，为家庭减负，为国家财政减负的时候，我们还忽略了一件事：难道不应该为我们的教育行业减减负吗？拿学校来说，相比其他国家而言，我国的学校是比较忙的，除了承担自己分内的责任，家庭、社会的一部分责任无形中也被转嫁给了学校，当然，这也与青年人长期留在学校，与父母、社会接触太少有关，“我的地界我做主”再自然不过了，学生在学校，自然学校的责任多一些，责任太繁多，往往连自己的本职都做不好了。举个例子，假设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受关注度（关注者人数/被关注者人数）成正比，那么，一个人的预受关注度在一个50人的班级里是1：50，在家庭中是1：1或2：1，在一个50人的社会公益组织中是50：1，这个对比希望能说明一些问题。 　　学校应该适当将孩子“赶”出校园，这并不是推卸责任，相反地，这种责任让渡能为年轻人争取到更广泛的社会关怀，也使学校更专注于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教育事业是全社会、全民的责任，不应该把责任都推给教育界，否则，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在各方利益立场的角逐中，很容易造成意见打架、“一方筑屋多方毁墙”的局面。倘若每个行业、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责任意识，保护我们的青年，青年人就避免了在一种价值观夹缝中生存。 　　我们的教育亟需走向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家庭开放，向同伴开放，向大自然开放，而不应该被学校垄断，被教师垄断，被教室垄断。希望“守望者”意识成为每个人的一种觉醒。 　　年轻人需要一些自主探索的时间 　　如今，18～24岁被称为“后青春期”，这原本是一个追梦的年龄，一个面对未来世界跃跃欲试的年龄，有一种因无知而无畏的懵懂的勇敢，而长久的校园生活却阻滞了想飞的心。当后青春期的青年们面对外界的丰富多彩与现实的单调枯燥，只能将梦想暂时搁置，学着收束身心，像一只拢起翅膀的蝴蝶，把自己夹在书本间。直到有一天，一身书卷气温文尔雅地走出来，命运却呈现给他们另一片天空――曾因向往而倍感亲切，如今因陌生而心存犹疑的地方――需要他们激情昂扬地抡开膀子飞翔。在品尝过无所适从之后，这迟来的馈赠，对当即的他们来说，更像一场玩笑。 　　随着自身的成长，身份的转变，告别与舍弃是一种必然，但他们却与学生时代难分难舍――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告别意味着一种永别。留恋以致彷徨，对新生活产生畏难情绪――鱼儿离开熟悉的河水，面对未知世界，又将如何？ 　　青年人是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