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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踪迹概念的文本阐释 　　作者简介：张静（1989.9-）；籍贯：重庆万州；民族：汉；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2012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外文化关系 　　摘 要：德里达从传统的符号概念出发，以踪迹的概念诠释了海德格尔的栖居观点。踪迹，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追溯自我起源。踪迹概念在克莱齐奥作品中表现显著，尤其是以边缘族群为典型的族群主体，面对他们当前的生存状态，为追溯各自最初的起源而采取的应对措施，而追溯的最终是陷入无归属的生存困境。 　　关键词：德里达；克莱齐奥；踪迹；溯源 　　一、德里达式踪迹概念阐释 　　在斯皮瓦克《论文字学?译者序》中，为凸显出德里达与传统哲学概念的传承与差异，特别引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中的“存在”概念。可以说，德里达意义上的存在概念是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重新抒写，即德里达注重的主要是异质性这一层面。以下通过对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的阐释来认识德里达意义上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存在概念示意图中，圆所代表的是整个存在（Being）领域，中间圆柱型代表人。以人为分界线，将其存在界一分为二。左边划线部分代表着人类未明确命名的大地，也是康德哲学中所阐释的自在之物，可以将之解释为起源、踪迹、潜意识、欲望，以及权力意志等。右边则为人类所知的现象界，也可将之称为语言、知识、概念。从大地到现象界是一个不断显现（being）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传统形而上学概念中，大多关注存在者（is），通过定义的思维方式将其动态过程禁锢为静止状态。这也是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哲学家所提出的语言暴力、文化规训的由来。 　　为切断此中语言和形而上学的阻碍，海德格尔选择叉掉“存在”这个字，同时保留划痕和文字。海德格尔认为，“人就其本质来说是对‘存在’的记忆”[1]（632）。这种对缺场的怀旧感，在德里达看来并没有。 　　本文主要以克莱齐奥的作品为例，以边缘族群为典型的族群主体，分析他们面对当前的生存状态，为追溯各自最初的起源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读其最终都处于无归属的结局困境。 　　二、边缘族群的流浪 　　克莱齐奥关注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他笔下的逃离往往是一个群族部落的迁徙，其充满了血腥、辛酸与残酷，处处都是生与死的斗争。在一篇许钧采访克莱齐奥的文章中，克莱齐奥这样述说他的写作立场：“关于创作，正是因为我个人的这些经历，有时会着重于法兰西世界，有时会关注另一个世界，也就是处于主流文明之外的那个世界。”[2] 　　在克莱齐奥的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描写非洲人或印第安人被迫离开家乡，走向沙漠或森林深处。这类小说以克莱齐奥1980年作品《沙漠的女儿》为典型代表。小说以穆罕默德的后代――努尔和拉拉――为线索，描写了以努尔为代表的1910年代由南非向撒哈拉沙漠北进的血泪史，及其以努尔下一代拉拉为代表的新一代从北非流浪到欧洲等文明地区的不适应状况。在这篇小说中，克莱齐奥在两个不同时间维度中，对两代人进行了完全不同的两个空间向度的描写。虽然两代人都奋力抵抗命运，比如努尔离开出生的地方流浪到北撒哈拉，而拉拉为寻找幸福偷渡到法国。这是边缘文明逃离的两种方式，努尔代表着边缘族群向更偏远地域的流浪，拉拉代表着边缘文明向强势文明的一种归依。但是，其结局他们仍然找寻不到生命的意义，最终只好重归故土。 　　在以努尔为代表的流亡大迁徙过程中，“谁也没有忘却痛苦、干渴以及阳光射在石头和无边的沙漠上的那种可怖的酷热……正是这种渴望，推动者人群和笨拙的牧群前进在弥漫的风沙中，鞭策着人们永不停息地翻越千山万壑”[3]（32-33）。然而，随着寻找清凉泉眼的幻想破灭，小说结尾这样写道，“自由没有终极，它象大地一样广阔，象阳光一样美妙而残酷，它象泉水般清凉甜蜜。”[3]（353）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非洲人的流浪历程最终结果是属于回归状态，是为确定自我身份而进行的一个短暂而残酷旅程。 　　自由对于1910年代的非洲人来说，无非是寻找到一口供人和牲畜饮用的泉眼，而对于在居民区成长起来的拉拉这一代人来说却又不一样。他们往往是诞生于南部山区大沙漠起点的地方，却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拉拉之所以与阿尔塔尼私奔，是因为她心中升起的一团火。沙漠的热情不仅燃烧了拉拉，也影响了阿尔尼塔。他们都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的出生地，最终选择了回归沙漠的宿命。阿尔尼塔比拉拉更为彻底，他一直南下，直抵撒哈拉沙漠深处。而拉拉最终选择北上，到法国谋生存，但是她却毅然决定回到童年的海滩上生下自己的孩子。 　　三、边缘族群乌托邦幻灭 　　对《乌拉尼亚》中的坎波斯，克莱齐奥借第一人称达尼埃尔的叙述将其称之为曾经存在的乌托邦。此乌托邦可以解读为两个方面，一是坎波斯现实存在的乌托邦意义，这种意义注定走向消亡。二是被迫逃离之后的乌托邦理想，这种理想注定走向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