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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小人物的幸福感下 　　国家权力不可能是绝对的、无所不在的、万能的，它只与人的一部分生活有关。还有一部分，则完全是个人的私密部分，国家机器无权干预。 　　（上接2014年2月号第23页） 　　A如果说迪特在酒吧受到了金钱效用的启蒙，那在另一家高档酒店的经历，则让他受到了更猛烈的第二波冲击。迪特在这里大开眼界，原来金钱可以让人如此醉生梦死，奢靡到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这家酒店看起来很像现在的一些高级私人会所，隐密性和私人化的服务带来了犬马声色式的张狂，富豪、将军、企业家、商人在这里谈工厂交易、军火交易，一笔买卖就是几百万，比瓦尔登先生卖秤卖香肠切割机不知道要大多少倍！权力和垄断勾结后能发横财，这哪里是他靠小聪明才能达到的境界。围绕在这些富豪权势人物身边的，是美色、美酒、美食，他们在仲夏可以享受到冬天的乐趣，冰箱里的冰便是他们和女孩子打雪仗的道具；他们在女人的大腿下握手，郑重的签约仪式不过是给人作秀的摆设；他们用1000元的纸币点雪茄，超脱了效用后的金钱不过就是一根火柴而已；他们可以打碎最昂贵的器皿酒具和雕塑，毁灭贵重的东西就是最能发泄情绪的手段；他们恨不能有八张嘴巴九个胃，因为可口的美食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影片用一张消费账单，让我们看到了金钱权势造成的极度奢侈和贪婪的人性。 　　第二天早上，富豪们要离开酒店了。老板和服务员们列队门口，等着送行，也等着结账。其中，将军吃喝和打碎的物品清单如下：3瓶韩可牌香槟66克朗；1只烧鹅加2打生蚝39克朗；3瓶1932年薄酒莱32克朗；2碗龟肉汤20克朗；1打蜗牛14克朗；1整只烤鸡20克朗；踩坏了一只摩塞玻璃碗169克朗；刺穿2瓶白酒36克朗，1个水壶12克朗，2份奶油芦笋16克朗，1组日本瓷器1327克朗，1瓶1918年木桐酒161克朗…… 　　乖乖，总计消费4000多克朗。迪特在火车站卖了好几个月的香肠，还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不过也就挣了这么多呀。 　　这就是经济恐惧症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消费的欲望已经不再取决于自身真实和现实需求的合理或客观估量，而是完全由畸形膨胀的心理所驱动。收入高、财富多虽然能通过昂贵的奢侈品来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注目，也就是尊重，但彰显自我心理动力的宣泄，往往伴随着破坏的暴力、浪费的挥霍、人性的丑恶，恰恰也从这里喷薄而出。在这貌似张扬的背后，导演催促我们思考这样的诱因：无论你多么有钱，多么强势，都不可能在现实中压缩对经济恐惧的阴影。和人生苦短的享受观不同，这些上流阶层和人物的表现，让你看到了人的行为在暗角处脱掉了装腔作势的哲学外套、伦理学的裤子，恣肆妄为展开黑色的翅膀，用匪夷所思的姿态飞翔的丑陋。就像你不当奴隶，就永远不会真切感受到奴隶制度下的恐惧一样，这些钱要么沾着血，要么带着原始积累的艰辛记忆，这些人对有朝一日金钱和权势丢失后的穷困潦倒，真的是恐惧到骨头里了。可笑的是，社会还要感谢这样的浪费和奢侈，没有他们，能有迪特以及那些服务生和佣人么？他们挥霍，他们消耗，反而又为新财富的创造和人们的就业提供了再生产和岗位。 　　《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一直在不厌其烦地强化这样的视觉主题：无论迪特在什么地方工作，无论这个地方是豪华还是简陋，无论这个地方的人士是尊贵还是卑微，每当迪特玩撒零钱硬币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弯腰、下跪、爬行，为了那几个钢蹦儿，即使是在迪特所在的布拉格最好的饭店――巴黎饭店，也是如此。作为纯粹的经济人，在没有国土沦丧，民族耻辱感的状态下，最自然的状态恐怕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态度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这个世界存在着愉悦，那就是金钱的愉悦，如果这个世界存在着痛苦，那就是金钱的痛苦。在末日和危机没有到来的时候，认识和辨析生命质量、道德操守的标准，就这么简单。 　　经济一维上的人天性爱财，这就是人的简单思想和泛人性化的普遍要求。但是，一旦政治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一切都可能变了。影片的独到之处，是通过政治一维又让我们看到了人不仅仅是为了财而活着。从政治家到卑微百姓，从大富豪到乞丐，甚至包括迪特这样的灰色人物，都会随着政治漩涡而让人生轨迹发生逆转。 　　失序后的选择让荣耀和变节又变成了更深刻的悖论。 　　B政治和经济是一对孪生兄弟，他们同出于一个母体的血脉，长着近乎相同的面孔，甚至还会用一个腔调、一个动作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比如，政治和经济的最后手段都是战争，但是，政治和经济又有所区别，这在于人的精神和行为模式在战争和异族统治的特定情景下，人格人性不可逆转地要发生异化和升华，由此也就诞生了民族的英雄和小人。 　　如果不是纳粹德国的侵占，捷克民族中大概也不会出现两个人物，一个是真实的人物，他叫伏契克，因为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盖世太保逮捕，不畏严刑拷打，还在监狱写出了《绞刑架下的报告》，最后英勇就义。另一个就是导演门泽尔在《我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中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