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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论《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政治思想 《春秋·公羊传》是汉代封建王朝的政治教科书。当时研习《公羊传》成为专门之学，致力于研习《公羊传》的学者被称为“公羊家”。他们精于阐发书中的“微言大义”，从字里行间揣摸圣人之意，为当权者提供统治天下的理论依据。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这一政治主张符合极力寻觅长治久安良策的汉代统治者的需要，所以受到优遇。 《公羊传》开篇伊始就举出了“大一统”的旗帜。《春秋》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作者向往着实现高度统一的君主政治，全国由一个最高主宰者—一天子进行统治，他的地位至高无上。因为“王者无外”，臣民无一不在天子的统辖范围之内。国家是天子的私有物，“王者以天下为家”，“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专地也”。天子无可争辩地拥有最高政治权力和对全国土地的最高占有权，从而形成以天子为首的全国唯一最高权力中心。 确定天子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是实现君权一统天下的先决条件。除此而外，作者又从四个方面为“大一统”理想政治构筑了理论支柱。即：等级理论、君臣理论，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 1．等级理论。作者通过辨析“长”与“贵”的关系阐明他们的观点。《春秋》隐公元年，鲁惠公卒，长庶子息继承君位，是为鲁隐公。《公羊传》作者对这次权力更替的合理性表示异议，认为不如由隐公之弟桓公即位更为名正言顺。传文说：“隐长而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原来，隐公之母是“贱妾”，桓公是宋君之女所生。隐公年长，但桓公却“贵”于隐公。“长”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长幼之别以血缘关系为基线的自然等级序列，很少反映政治地位的差别。“贵”则不然。“贵”是一种政治社会现象，贵贱之分是以权力占有和分配为内在特征的政治性等级序列，表现为各种等级的政治身份。《公羊传》作者崇贵而抑长，认为贵高于长，显然是把政治性等级序列放在第一位。“大一统”政治需要严格的等级制度相维系，君主的至上权位更需要尊卑等级作根基。因而作者把体现着君臣尊卑贵贱的等级原则作为第一位的和基本的政治原则。 等级原则在政治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各种礼制仪书。《公羊传》作者坚持等级原则，必然重视维护礼制仪节，极力抨击违背或破坏礼制的行为，尤其痛恨臣下僭越。例如《春秋》隐公五年记载，鲁君“初献卞羽（佾）”。作者认为依照礼制规定，“天子八羽（佾），诸公六，诸侯四”，鲁隐公身为诸侯而僭越三公（指周公、召公和天子之相）礼，乱了君臣之间的等级名分，所以记录在案，意在贬斥。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泛泛地强调礼制，而是突出了两项原则。其一，礼制的形式和内容要协调一致；也就是说，礼制仪节要恰到好处地体现礼的内在精神。譬如，当时统治者都很重视祭祀之礼，所谓“国之大事在相与戎。”作者认为祭祀之礼不可过于频繁，“亟则缴，黩则不敬”。祭祀过多是对礼的亵读；也不能过少，“疏则怠，殆则忘”，也是大不敬。 其二，礼所体现的等级原则是一般性政治原则，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它不受现实生活中权力更迭的影响。三代以降，政权交替的事实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春秋时人已有“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放今为庶”的慨叹。激烈的权力之争常常导致分裂，是君权一统的极大障碍。那么，怎样在承认权力变换或转移的事实基础上，有效地维护君权一统天下？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叫做“器从名，地从主人”。这里说的“器”是礼器，即鼎，为帝王权力的象征。“器从名”的意思是说权力与等级名分具有同一性，此二者的同一正是等级原则的体现。作者承认权力频频易手的现实，所以说“地从主人”。但是占有国土并不意味着权力本身具有合理性。传文说：“器之与人，非有即尔，……至乎地之与人则不然，低而可以为其有矣”。问题的关键是要使权力与等级名分沟通，“器从名”恰恰强调了等级原则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器从名、地从主人”的命题把等级原则与现实中的权力更迭分开来认识。使等级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现实中的权力之争，上升为一般性政治原则。它意味着，不论谁占有最高权力，都必须把维护“器与名”放在首位，这就在理论上为君权一统天下建立起一道永恒的等级制藩篱。统治者们无论经过怎样的争夺最后总是能依照等级原则重建帝王的殿堂，回到君权一统秩序中来。等级原则成为奉行君主政治者的理论砥柱。可以想见，汉代统治者历经秦末战火洗涤，深知重建君权一统政治秩序之重要。他们在众多学术流派中偏偏看中了《公羊传》，决不是偶然的。 2．君臣理论。将等级原则纳入具体政治关系之中，便涉及君臣关系问题。作者对君臣关系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叫做“大夫不敌君”。这个原则肯定了君臣之间的主属关系，限定了臣的等级身份和职权．它要求臣必须遵照君主的命令行事，否则便是反叛。比如鲁定公十三年，晋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