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救救中国儿歌.docVIP

SOS！救救中国儿歌 引子 中国儿歌曾饱含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 　　文_内陆飞鱼 　　一大群热爱回忆的遗老遗少，借着音乐的名义在各大电视台以选秀、老歌新唱、老黄瓜刷绿漆的方式齐刷刷消费畸形的华语流行音乐时，看着小学、幼儿园里孩子们孤单的背影，吃惊地发现我们长期忽略了对一个群体的音乐培养，这个群体叫儿童，他们需要的音乐叫儿歌。九十年代以来，国产儿歌就永远停留在吃老本的分水岭上。 　　在“儿歌”这两个比较学术化的字眼没出现的几千年前华夏大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童谣，像风筝一样飘荡在农业时代孩子们的天空，它以极其地域化、方言化、口语化的生动谐趣，感染了街巷里弄、深山孤村里的老少妇孺，教化与娱乐作用，不是《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这些启蒙文本所能企及。 　　中国式童谣被儿歌替代，源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和文学上的白话文运动呼应的“学堂乐歌”风潮，一群留洋回来的摩登知识分子，包括像李叔同、刘半农这样的大师，借鉴西洋音乐、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新音乐形式，在新式学堂中引入和普及现代音乐教育，创作了一批像《送别》这样蜚声海内的“泛儿歌”。 　　儿歌多为学院派、知识分子背景的音乐人创作，曲式整饬，内容书卷气，童谣就野趣很多，俚俗逗趣，言之有物，甚至有能在各种历史阶段影射现实，形成谶语的效果。1949以降的儿歌创作活跃在1966以前和1976以后，意境明朗，情感灿烂，视野开阔，有社会主义美学特有的理想主义情怀。特别像八十年代的《春天在哪里》、《我们的田野》、《歌声与微笑》超出儿歌的范畴，广为传播。 　　从1990年代以来，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式微，创作者进入尴尬境地，连谷建芬老师的“新学堂乐歌”之类的提法都是昙花一现，儿歌进入衰竭期，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几乎上演的还是“让我们荡起双桨”、“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的老歌回忆录。现在星星不见了，儿歌越来越稀薄，几乎没几个人知道3月21日是世界儿歌日。 　　儿歌衰竭背后，是很多孩子纷纷早熟，七八岁就摇头晃脑地唱起了大人们的情歌，一知半解，却自得其乐。随着网络音乐、手机的普及更加速了这种恶趣味和怪现状。在贾樟柯导演的《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一个乡下小孩在过江轮渡上摇头晃脑地唱着《两只蝴蝶》，其神情投入程度，既滑稽又让人觉得怪诞。 　　另一种无言反抗是，孩子们接受恶搞的衣钵，篡改老儿歌，炮制了一批灰色儿歌跟“黑色童话”对仗，比如“我去上学校花儿对我笑”改成“我去上学校背着炸药包”。今年年初左小祖咒的儿歌专辑《这小小的葡萄我从来没吃过》也是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反抗。 　　美国文化学者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提醒说“我们必须记住，现代童年的范例也是现代成人的范例。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他认为电视、网络等媒体毁掉了孩子们的童年。工业时代的紧张、烦躁、势利，处处都是隐形的三聚氰胺，吞噬了农业时代舒缓的童年，让一代代人身心提前早熟。 　　如波兹曼所言，大人是什么样子，孩子就是什么样子，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缓冲区，诗意欠缺，物欲泛滥，城市的独生子女早早地丧失天真可爱，抱着iPad，玩着iPhone，沉迷于暴力游戏，满口粗鄙的网络语言；在农村，很多大人出来打工，孤寡老人守着孩子，土地荒芜，村庄空巢，城里城外，孩子们的童年越来越孤单或者越来越被物质娇宠包围。 　　上个世纪鲁迅说，救救孩子！现在我们先来救救儿歌吧！抢救儿歌还得先从抢救大人开始，恢复大人的未泯童心，唤醒他们心底沉睡的心志，复苏对美好诗意的想象力，和孩子们一起玩，像孩子一样观察、学习、思考，跟孩子做朋友，听孩子的心声，最后写出孩子们爱听爱唱的新儿歌。我们能不能期待这一天到来？！ 现状 儿歌消失 儿童世界向成人世界急遽靠拢 　　以2000年为界，在这一年之前与之后出生的中国人，仿佛拥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童年。就算是90后，对童年的歌唱记忆仍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送别》、《卖报歌》。而当前出生于新千年之后的一代儿童给出的答案却让人大吃一惊：我刊记者针对分别位于上海静安区、浦东新区的两所小学的两个班级进行问卷调查，针对“现在班级或者学校同学中最流行哪一首歌”这一问题，其中一个班级全数给出的答案是《江南style》。而被问及自己喜欢的歌曲和歌手时，《江南style》、《最炫民族风》、《三寸天堂》等几首歌仍居高位，而徐良、汪苏泷、蔡依林等歌手的歌也被多次提及。在对家长的采访中，上海有二位年轻妈妈表示自家孩子近来最经常唱的是《江南Style》和《甩葱歌》，一位爸爸则惊讶于儿子已将鸟叔新歌唱得滚瓜烂熟—“不是《江南style》，是鸟叔的新歌，新歌哦”，至于这首鸟叔新歌的名字，这位爸爸说，“你问我名字，我怎么知道？” 　　课堂篇 教材里都是十几年前的老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