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与“变”中看沈从文《长河》中的忧患意识.docVIP

“常”与“变”中看沈从文《长河》中的忧患意识 　　摘 要：沈从文在《长河》中展示了生活在辰河中部吕家坪码头以及附近小村萝卜溪人民生活中的“常”与“变”，并透露出了作者的忧患意识。传统生活方式的野蛮与落后；外来文化入侵带来的恐惧与混乱；美好事物的脆弱与易碎，这一切都让作者产生了“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让作者对以往试图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与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的比较，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的伟大和目前的堕落处”写作宗旨的游移。 　　关键词：长河；常；变；忧患意识；游移 　　《长河》是沈从文一部未尽的长篇小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到“我已经为戴望舒写了一万字文章，与《边城》故事比肩，笔法同，人物不同”[1]，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虽然作者认为《长河》与《边城》“故事比肩，笔法同”，但细读文本，会发现作者截然不同的两种情绪。《边城》中，作者因为农人和兵士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于是对于他们“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2]，并用饱含浪漫情调的笔墨写了“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3]，希望这能给“各在哪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勇气和信心”[2]（p59）。但在《长河》中，作者对湘西的现在和未来充满了忧虑，似乎对自己希望靠自然人性来完成民族品德重造路线也表现出了怀疑。作者虽然在文章“特意加上了一点牧歌的谐趣”，以“取得人事上的调和”[4]，但这一点点牧歌的谐趣却难以掩盖作者在文中透露出的忧患意识。 　　一、“常”中的忧患 　　在文章开头的《人与地》中作者也特意描写了辰河中部橘子大丰收的繁荣局面以及当地人的淳朴民风，并概括性的描述了辰水河两岸人民近三十年的生存情况：虽然有稍许变化，但大抵还是延续着两千年来人们“靠山吃三，靠水吃水”的传统生活方式，“即当前社会有些还是过去的继续”。但作者此时要展示给读者的，俨然不是如在《龙珠》《神巫之爱》《边城》等作品中怀着自豪情绪所描绘的“未被工业文明分解的‘天人合一’的民俗境界”[5]，在这些固有民风中作者看见了令他忧伤的影子。 　　在《长河》中，作者却残忍的揭下了蒙在这种爱情上面的浪漫幕纱，展示出了这民风中的冷酷、无情。被歌声诱惑的妇女结局中有四种：一是被男人“哄到人贩子手中去，抵押一两百块钱，给下处作土娼”；一种是怀了孩子，无法交代，只能把孩子打掉然后死去，“街坊邻里大家讨论一阵，骂一阵，怜恤一阵，事情就算了”；一种是被族人先“执行一种私刑”，然后“把女的远远的嫁去，讨回一笔彩礼，作为‘脸面钱’”；一种是被族人直接沉河。这四种结局无一不惨剧人寰，令人发指。此时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四种结果都可以说是受我国持续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的毒害，并不具有湘西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要忘了，这一切的诱因都是由于男女互歌求爱的情爱观。正是由于这种相对宽松的情爱观和一般严厉的封建礼教的矛盾统一出现于湘西这个地方，才使得湘西女性出现上述四种悲惨结局的可能性的大幅度提升。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同时也对固有湘西的民风表示出了忧虑。 　　二、“变”中的忧患 　　文中多次提到世界不断在变，正如老水手所想“世界还要大变。不管是好是坏”。文中最早提到世界之“变”是在《人与地》中，而这种变化集中在受了现代教育的后代上。当地人若是受了“社会潮流的影响”把儿子送出去受教育，儿子回家后“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惧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说了”。在受了教育的儿子面前父母都充满了敬惧，传统的人伦关系逐渐消失，这就是跟随时代潮流带给当地人的结果。受了教育而有所抱负的青年，怀着改变社会的理想欣然回乡，在时代的压力下也只有两种结果：“或逃亡外省去，不在回乡”或被当地军警与乡绅屠杀。至于受了教育的女性，结果大致也只有两种：要么“‘抱定独身主义’，照例吃家里，用家里”，要么就与同学恋爱结婚， “除却跟家里要钱，就再也不会来了”。这种种变化显然不是作者所赞同了，现代文明的入侵正蚕食着传统的自然和谐的人伦关系，沉重的经济负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难以承受的，“祖母或老姑母行勤俭治生忠厚待人”的传统美德也快消失殆尽。这样的变化使作者忧虑，在新一代上面作者没有看到一丝希望。 　　文中表现的另一类变化就是“为了历史习惯的特权，在生活上毫不费力，在名分上却极重要，用种种方法，种种理由，将那些手足贴地的热的一点收入挤去”的政府官员。这类人的代表就是保安队长。保安队长第一次出场是在会长家里去拿枪款，本来就是巧立名目强取豪夺，拿了钱还不盖章。第二次出场是在长顺家里，他假托送礼，想低价或者白拿一船上好的橘子，实则是运出去卖掉自己发财。长顺识破了队长的意图有意回绝，队长见自己计划要落空便恼羞成怒，后以十担上好橘子为代价才将此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