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1966年).docVIP

日本《每日新闻》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著文说：北京和莫斯科的素质气氛迥然不同 (1966年) 　　 用“高价”收买美元 2 种种“意外的经验” 3 下情上达的两条道路 5 领导人和人民收入的差别 5 向往和憎恨 6 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 7 　　【本刊讯】日本《潮》杂志十月号刊登《每日新闻》社论委员、前驻北京记者新井宝雄写的文章，标题是《变了的苏联和暴风雨中的中国——旅行两个“人类的实验室”以后》。摘要如下（文内小插题是原来的）： 　　 　　我在去年七月末到八月初，作为观光旅行团的一员到苏联去参观游览了纳霍德卡、哈巴罗夫斯克、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 　　 　　在这以前，我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到一九六五年十月，以第一批交换的日本记者的身份在新中国的北京居住。因此，我能够亲自体会到北京和莫斯科在素质和气氛上的不同。那次旅行使我清楚地认识到，虽然是信奉共产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的国家，但在各方面都是大大不同的。 　　 　　在由新??启航的苏联船“乌里奇号”上，早晨，苏联姑娘就来扫房间和整理床铺。她在绿色的裙子上套着淡黄色的罩衫，一头金发，戴着金手表。一个同房间的人用他当俘虏时学会的苏联话对她表示慰问，一面把准备做礼品的扇子拿给她。开头，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凝视着那位朋友，很快就“噢”了一声，很出奇似地把扇子收下了。后来还当着大家的面从箱子里拿出那把扇子来给大家看，快活地说：“谢谢。”那表情是十分自然的，大大博得了别人的好感。但是，看着这个情况的我，在脑海的一角里浮现了中国饭店服务员们的形象：即使我怎么送东西给他们，都是只表示感谢，而决不受领的。 　　 　　我还经历了许多使我稍为有点感到意外的事情。我想不到在苏联比较舒适的气氛中竟然有这样的事。 　　 　　那是在“乌里奇号”餐厅用餐时发生的事情。“乌里奇号”不停地放送俄罗斯音乐等，当时我听到了好象在哪里听到过的音乐。很自然，原来餐厅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是日本歌曲《你好！小宝贝》。这是一首有清新感的歌曲。但是，接着传来的就是扎·皮纳兹唱的软绵绵的旋律。再往后演奏的是“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于是，我想，这分明是毫无顾忌地充满了自由主义国家的情绪的曲调啊！于是，我根据自己的体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是中国，即使招待从自由主义国家来的客人，也根本不会象苏联船播送的那样播送各种日本歌曲。因为，我在中国听到的音乐，全是《社会主义好》、《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走在大路上》这种雄壮活泼的旋律和歌词，根本听不到“黄昏来临，惆怅无限……”之类软绵绵的抒情的曲调。因此，如果在中国，即便是外国歌曲，恐怕要斟酌这个歌曲到底是个什么内容。也就是说，大概不会有不了解歌曲的内容和意思就广播的事情。即使知道了是什么内容，也是常常不能广播的。我一面想着，一面安详地品味着放在饭桌上好一会子了的菜味。 　　 　　这天晚上，苏联船员们举办欢迎我们的音乐会，会上，苏联留日学生唱给我们听的歌却是坂本九的歌。 　　 　　后来，在从纳霍德卡去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上，发生一件使我惊心的事件，虽然也还是从扬声器里播送出来的日本歌曲，但却是唱男女爱情的庸俗曲调。 　　 　　我马上陷入了像在日本本国似的错觉。这是显示了苏联这个大国的宽容呢，还是像中国所说的是“修正主义”的表现呢？我想，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日本人也是应该更好的分辨清楚的…… 　　 用“高价”收买美元 　　 　　我一点也没有说苏联坏话的意思。但是，我作为看到过北京的一个日本人，也需要把我所看到的，我所体验和感到的事情坦率地写出来。说不定会对苏联当局有些参考价值。所以这样说，因为这些都是没有谎言的事实。我们在“乌里奇号”上，上陆前办理的苏联海关的手续，也使我感到有些奇怪。女海关官员来了，看了携带物品的报告书后，首先，就用英语问“带多少美元？”我说“一百三十美元”，她说“真的吗？”并且要我拿出来看看。我从怀中拿出美元给她看，于是她就按照是否符合报告情况仔细地数起来。然后，又问带多少日元，我答“两万日元”。她说我想看看。我拿给她，照旧是一一数过，然后用英语说“谢谢”，并在我的报告书上盖上报告金额无讹的章子。在这以后又问了“没有携带半导体收音机和钢丝录音机吗”，“给苏联人带来什么礼品啦”。这不仅对我一个人，在三等舱的五位日本旅客都是要这样按着质问回答的。我来去都曾经过中国深圳的海关，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方面也只是看看报告书，连行李都不要核查。 　　 　　那么，可以说比中国更大的苏联，为什么甚至连现款都要一一同报告书核对呢？真使我不可理解。可是，这个疑问赶到进入苏联国内就明白了。（顺便提一下，回国时在海关现款又被数了一遍。） 　　 　　这还是参观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会时候的事情。那里有堪为苏联自豪的大喷水池，整个会场也成了一个大花园。我正坐在长凳上望着附近整洁而美丽的风景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