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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做一棵树，要做一片森林！ 　　高峰：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中央新影集团总裁。对央视的纪录片创作及CCTV-10科教频道的创立具有突出贡献，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儒勒·凡尔纳”奖。代表作：电影《长安街》、《永生羊》，电视纪录片《解放》、《胜利》、《闯江湖》等。 　　高峰在中央新影的办公室里有三幅字画，一幅小楷、一幅大尺寸书画以及一款放在桌上的屏风式摆件，三件作品都写着同样的内容——《出师表》。十年来，高峰在中央新影的每一天，都是带着《出师表》的心情度过的。 　　回想2003年，高峰履新新影厂厂长的第一天，他站在大门口，眼看着一辆辆运钞车从自己跟前开过。他纳闷：新影厂什么时候成了运钞车的停车场？员工答：一年有一两万停车费。高峰心酸地说：“存它（运钞车）干嘛呢，一个企业还有尊严呢。” 　　上任之后，高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新影厂老同志聚会，当时厂里不景气，老同志们也已多年没有聚会过了。“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在举办聚会的酒店里，高峰给老同志们鞠躬，并借用诸葛亮《出师表》中的这番话表明心迹，“我心目中的‘先帝’就是这些老同志，这些做纪录片的前辈、这些战地记者们，他们来自延安电影团、来自东北战场……我深感肩头责任重大”。 　　3月，由于中央新影集团筹备制作《唐代诗词故事108部系列微电影》的关系，我与身为总导演的高峰在他北京科影厂（现隶属于中央新影集团）的办公室聊了一个上午。那是一个关于唐诗的上午。参加工作至今已有整整30年，他总在奔忙，生活从未有空闲的时候，但他说，“重温唐诗，尝试用微电影的方式来讲述唐诗背后的故事——做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休息，真的是一种休息”。 　　从他对唐诗的解读中，我理解并感受到了他作为纪录片导演的情怀、作为频道创始人的豪情，以及作为一个集团总裁的担当。而回顾30年工作历程，最让他庆幸的则是他的人生由拍纪录片起步，这使他拥有了一双始终在记录的眼睛、一颗不断在反省的心，所有走过的路途、经历的人事也都因此成为了他珍贵的财富。 　　若是回到唐代，想必他也会是一位行走天下、肩担道义的诗人。 　　从纪录片开始的人生’ 　　在1983年那一拨儿进央视的新人里，高峰算幸运的一个。“跟我一块儿进来的，有个中山大学的毕业生，他被分配去做卫生节目，后来痛苦到辞职走了。”高峰则被分配去拍纪录片，筹办一个有关少数民族的栏目，由此开始了多年跋山涉水的生活。 　　“那些年，中国的大城市我几乎没有去过，但边边角角的地方基本上都走了。”工作第一年，高峰即被派去拍《川藏纪行》。出发时，他刚结婚三天，之后便翻越一座座雪山、深入川藏腹地，连续十个月，他没能和妻子打上一个电话。第二年，拍《万里海疆》，他从广西防城港一直走到辽宁丹东，用双脚丈量了中国的海岸线。接下来拍《开发大西南》，他又在西南地区走了整整一年。 　　“那时候走的路太多了，而且几乎都是没有路的路。”但高峰喜欢这种行走，“有一次人家非要问我的人生格言，我就想到一句话，‘读万卷书，写几本书；行万里路，认一条路’，认的就是影视这条路”。 　　除了《川藏纪行》、《万里海疆》等大型系列专题片，那时的高峰还执导了不少单本纪录片。《闯江湖》、《金秋时节》、《蒋兆和的流民图和丹尼亚的日记》、《山海经》等都是他的心血之作，“说实话，做过很多大型系列作品，但我现在连名字都记不住了，反而是那些小的纪录片，我记得特别清楚”。 　　1996年，高峰调任央视国际部副主任，已走遍中国的他，开始走出国门。国际部当时是央视唯一一个海外纪录片的入口，他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很多优秀的海外影视人。那一时期，他负责引进了像《失落的文明》、《角马，为生命而奔跑》等纪录片，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做了很多海外交流的工作。 　　人生最大的转折发生在2000年，那年高峰45岁。他被调回央视社教节目中心，担任中心主任。“算是升职了，但也有很多忧虑。那时候，社教中心是央视唯一一个没有阵地的中心，我当时特别羡慕其他中心，有好多出口，我们一个都没有。” 　　于是，高峰开始筹划一件大事儿。 　　一个频道的诞生’ 　　“我得给社教中心找一个阵地。”高峰看着全台所有的资源，盘算着哪儿可以挤进去。他相中了七套——单方面相中。当时的七套还是“少儿·军事·农业频道”，“我们也想进入，把它改造成教科文频道——少儿科普、军事科技、农业科学，后来我们就写方案”。高峰回忆说，“台里也算支持，星期天破例开了个编委会，听我们来汇报。结果自然悲惨，人家说，‘我们七套的事，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就这样吃了一计闷棍，他刚要辩解，手机响了，副手魏斌打来电话告诉他，“我们有一个人牺牲了，航拍黄河大桥的时候，撞到了桥上……” 　　那天晚上，高峰默坐在家里，哭。当晚，他去找领导辞职。 　　那是一个很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