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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外语教育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学习和掌握外国语，既是学习革命理论和革命经验的需要，也是反帝、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尽管当年有重重困难，但我们中国共产党仍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批懂外语的革命干部。外国语学社、上海大学、延安大学、延安外国语学校、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等，在我国的外语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关键词外国语学社 正文： （一）外国语学社。1917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走俄国人的路”，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们得出的结论。自此，马克思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相继建立。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和经验，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为此目的，由俞秀松、李震瀛等人于1920年在上海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以公开形式创办了外国语学社。 1920年8月，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门口，挂起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同时在上海《民国日报》上登出了外国语学社的招生广告： “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种，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外国语学社虽然登报公开向社会上招生，但多数学生还是经人介绍而来的。如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周兆秋等人均经毛泽东同志介绍，不远千里从长沙来到上海入学。学生最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何今亮、曹靖华、李启汉、李中、王一飞、许之桢、梁柏台、彭述之、柯庆施、卜士奇、彭澎（非广东海陆丰农民武装起义领导人彭湃）、华林、傅大庆、丁玲、韩慕涛、周伯棣、曹平、蒋热血、韩平等人。 外国语学社的主课是俄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校长杨明斋和共产国际代表魏金斯的夫人担任俄语教师，后来学生增多，又请了王元龄（女）来教俄文，李达教授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 外国语学社的设备极其简单。楼上是教室，不上课时移作他用。大部分学生不住校，半天上课，半天在家自修。只有少数学生在校借宿，如刘少奇、俞秀松、许之桢、柯庆施等。 杨明斋在这里还办了一个华俄通讯社，出版报纸《劳动界》，专门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学社里不少学生协助通讯社做收发、缮写、校对等工作。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些学生中挑选了二十余名团员，分批送往苏联学习，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曹靖华等同志。 外国语学社开办时间不足一年，1921年7月停办，它的教学活动、内容、成绩可惜没有详细的记载。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她为党培育了一些革命种子，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去学习，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赴苏学习的同志，学成回国后积极开展革命工作，有的成为党的领袖，多数人成为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上海大学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最早创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1922年10月，它在原东南专科师范学校的基础上改组而成，校址设在上海闸北青云路师寿坊， 1927年春迁往江湾新校址。该校设有中国文学系、英国文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在当时中国的大学里尚属首创，所以该校约有十分之六的学生读社会学系。 当时，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双方真诚合作。他对上海大学甚为关注，亲自批准月拨万元资助上海大学，以培养革命人才。于右任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兼任校长，后因事赴粤，校务交由副校长邵力子（当时系中共党员）负责，教务长一职先后由叶楚仓、李汉俊、瞿秋白、陈望道担任。 上海大学成立之初，经费短缺，设备简陋，而革命思想磅礴，革命精神昂扬。入学青年大多是革命志士，教授讲师中有的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知名人物，还有专家和学者。虽有一些教师思想反动或晚节不忠，但校内政治思想活动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占优势。 许多知名的共产党员曾在上海大学任教，如：李大钊主讲历史学和社会主义释疑；瞿秋白任上大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陈望道任上大教务长甚久，讲授汉语语法及修辞学；副校长邵力子讲授古代散文及新闻学；蔡和森讲授社会进化史；恽代英讲授心理学；张太雷、杨贤江讲授国内外时事；肖楚女做过“什么是帝国主义”的报告；茅盾（沈雁冰）讲授《西洋文学概论》；邓中夏、张国焘等也曾在上海大学讲过课。 上海大学的外语课程有俄文、英文、德文和日文。任弼时于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大学教初级班俄文。高级班俄文课则由蒋光赤（蒋光慈）担任。他也是 1924年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回国的。他在上海大学还教社会思想史和社会运动史。 教授英文的除茅盾外，有一些专家、学者，如：周越然，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在上海大学任英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