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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胎儿权益的民法保护 　　作者简介：杨昊（1987年3月-），汉族，山东省威海人，上海海事大学2011级民商法研究生，研究方向：商法 　　摘 要：胎儿是未来的法律主体，近年来针对胎儿的伤害案件不断发生，对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也急需完善。关于胎儿利益保护，存在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以及绝对主义三种不同立法例。我国现行立法采绝对主义，不符合胎儿利益保护的需要，应采总括的保护主义。就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认定，应采法定解除条件说，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保护者，视其具有权利能力。 　　关键词：胎儿利益 总括的保护主义 绝对主义 　　一、立法模式 　　关于胎儿利益保护，存在总括的保护主义、个别的保护主义以及绝对主义三种不同立法例。 　　（一）总括的保护主义（概括主义） 　　即凡涉及胎儿利益之保护时，视为其已经出生。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第2项规定：“子女，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7条规定：“胎儿已将来非死产者为限，关于其个人利益之保护，视为既已出生。” 　　（二）个别的保护主义（个别规定主义） 　　即胎儿原则上无权利能力，但于若干例外情形视为有权利能力。 　　《法国民法典》第906条第1项规定：“有能力接受生前赠与者，仅需在赠与之时已经受胎即可。”第725条规定：“只有继承开始时生存的人，或者已受胎、出生是存活的人始能继承。” 　　《德国民法典》第1923条第2项规定：“在继承开始时尚未生存，但已被孕育成胎儿的人，视为在继承开始前已出生。”第2178条规定：受益人在继承开始时尚未被孕育成胎儿或其人格由继承开始后才发生的事件决定的，于前一情形下，在出生时发生遗赠的归属，于后一情形下，在该事件发生时发生遗赠的归属。 　　（三）绝对主义 　　即绝对否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1964年《苏俄民法典》和我国《民法通则》即采用此种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未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保留儿的应继承的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办理。”依照这一规定遗产之权利并非由胎儿即时取得。 　　1.依附母体保护说 　　王利明教授认为，“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的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赋予胎儿权利主体的资格。主要理由有：第一，权利能力的取得必须始于出生，没有出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生物体享有权利能力，而胎儿在没有出生之前，完全依附于母体，不可能成为区别母体的一个独立的生物体而存在，所以不能成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第二，享有权利能力必须是一个活着的主题。胎儿在出生以前，不是一个完整的自然人，其是否存活还是一个问题，如何确定其作为权利主体的存在？如果胎儿具有权利能力，那么堕胎的合法性就成为一个问题。第三，如果胎儿真的具有权利能力，那么胎儿的权利能力的起始期限也就不好确定。” 　　2.人格延伸保护说 　　杨立新教授认为，“身体权的实质是公民对其身体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不因公民的死亡而立即丧失，就象著作权、名誉权、肖像权等人身权一样，为了保护公民及其近亲属的利益，对于死亡公民的这些权利的保护，再沿续一段时间，对这些权利的保护，转由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进行，即其近亲属取得这种支配权。” 　　3.预先保护说 　　龙卫球教授认为，“传统民法均在坚持胎儿没有权利能力的基础上，在有关方面对胎儿作了特殊保护。其出发点是：胎儿与出生后自然人具有生物同体性，如依权利能力之不具备而将胎儿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势必带来诸多弊端，尤其是伦理上的问题。但是就胎儿期间设定保护，在技术上仍然要严格维护法律逻辑，否定胎儿的主体性，不承认其具有权利能力，而是通过对出生后自然人的某些利益进行预先保护，来达成对胎儿的保护。” 　　二、 对三种立法例的辨析 　　分析前述三种立法主义，绝对主义的确最不可取：胎儿利益的保护方式，纯为立法技术问题，并不涉及何等基本原则之违背。在此，涉及胎儿合法利益时“视为”胎儿已经出生，与一般地承认胎儿具有权利能力并不相同，其并不会与“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之原则发生矛盾，也不等于承认胎儿在任何情况下均具有法律人格。而堕胎之是否构成违法行为乃至犯罪行为，各国依其社会政策自有不同选择，与是否承认胎儿在特定情况下视为具有权利能力毫不相干。而个别保护主义在德、法等国家学者实践中不断被突破的事实同样证明了其适用的局限性和对胎儿利益保护的不周延性。由此，总括的保护主义实为最佳选择。 　　三、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 　　对于胎儿权利能力的性质亦即胎儿的法律地位，学者持有不同观点，形成两大对立的学说： 　　（一）法定停止条件说或人格溯及说： 　　依照此种学说，胎儿于怀孕期间实际上并无权利能力，当胎儿系活产时，再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