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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群体结构是具体的、历史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时代使命也随着历史的演进而不断变化。在当前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舞台很大，肩上的担子也很重。雷颐认为，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专业知识，而且要有独立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以自己的学识推动社会进步向善。 群体结构 从研习孔孟的“士”，到现代技术人才 雷颐说，关于知识分子的起源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起源于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从西欧回来的留学生不满沙皇统治，批判沙俄的政治社会体制，这些文化人被称为知识分子。另一个是左拉写了一封名为《我控诉》的公开信，为犹太人德雷福斯喊冤，其他知识分子也参与到其中。 雷颐认为，无论是知识分子最早产生于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一群受过教育、有启蒙思想，有对当时现状采取合理性批评的态度和反抗精神，渐渐在社会形成了的一个独特阶层。 中国传统以学历划分知识分子，雷颐则从其产生的视角给出了新的答案。 雷颐认为，我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开始转型一点点产生的。而在此前，一个很类似的阶层是“士”，那时没有具体的专业，主要研习孔孟之道，做社会评论，参与政治，从事技术的人员如医生等的社会地位则较低。 可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逐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知识分子，如出现了工程师、现代医生、律师、报人等职业分工，专门研究技术。雷颐认为，有了这个基础，才为知识分子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一些人在自己的专业范围之外，对社会投以关怀，关注公共事务，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 评判标准 不仅要有知识，更得有独立精神 “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读书比别人多，既然是这样，更应该回馈社会，回馈大众。”雷颐认为，政府不是无所不能的，只能把握宏观面，很多边边角角的事物是政府无法触及的，同时社会结构发生转变，利益多元化，治理方式也应发生变化，而这恰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空间。 比如很多人主动到北京的民工学校讲课，山东等地知识分子正在致力于的乡村建设等，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雷颐还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标准，首先要有独立性、超越性”，“从历史来看，知识分子不仅有专业知识，而且有独立精神，是强调社会关怀的人。” 他说，所谓的超越性指的是两方面，首先，知识分子不仅是传统认为的文化人，或者有知识的人，而是要有公共关怀，就是超越自己的专业、职业，超越自己的利益。“比如你是医生，但在治病救人之外，还对医患、医德等都予以关注。”雷颐说，否则就只是一名技术人才。 其实，知识分子在各国的情形都是大同小异的，只不过是其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对于这些美国式的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内的“缺场”，作者显然是持极其愤懑态度的，他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慨叹与抨击是犀利的，究其原因：“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更深的思潮——社会的和经济的——也影响着知识分子。”“媒体几乎不可能做一个客观中立的旁观者；它一向趋附于金钱、权力或戏剧性事件，而对无声的才华和创造性的工作无动于衷……它显现出来的只有市场的力量。”【1】针对这样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状况，雅各比提出的核心理念是：知识分子只有进入公众领域，保持社会良知，对于重大公共事件进行无情的文化批判，方才能造就一代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以为，其公共知识分子和批判知识分子应该是同义词，因为作者在解释知识分子一词来源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而不是像有些文章中，故意将这个名词玄虚化。 写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前一阵在中国电视媒体里流行的所谓相亲节目所创造的破世界纪录的收视率，《非诚勿扰》作为一种典型的消费文化产品，节目的终极效果却是在出卖人类自中世纪以来形成的共通普世价值的人格与精神，我曾经在一次博士生的研讨课上感言，尽管这样的产品做得技术含量较高，也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们缺少的是恒定的、正确的价值立场，缺少一个掌舵的“在场”知识分子，也许这就是编导者刻意为之，为呈现出一种“多元价值”伦理判断，而故意模糊的价值立场，以赚取更多商业性的收视率。一个没有“社会的良知”统摄的娱乐节目，将爆发出的争论作为卖点，这不能不说是策划者的一个商业高招。本来，那个主持新闻节目的男主持人，以往一贯是以敢说敢言的“社会良知”代言人形象名世的，他完全可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出场的，而今却压抑着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观点，不怕苦不怕累地抹掉了自己所要表达的真实理念和心声，戴上了“人格面具”，遮蔽了自己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文化姿态，从而服膺于消费文化的需求，这真的是难为了这个主持人，可见这个无形的，也是无情的“市场之手”的威力之巨大，这就是消费时代金钱和物质战胜伦理和精神的典型范例。更有甚者，另一个电视台干脆就把那个代表正义之声的嘉宾给淘汰掉，换上一个港台的所谓恋爱心理学家，把节目引向更低俗的层面，以求获得更多的收视率。呜呼哀哉！没有想到一个尚未完全脱离封建农耕文明的社会，竟然在消费文化的负效应上比那些已经进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