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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的第一追问 　　“镉超标大米”都啥品牌，咋不公布？ 　　日前，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广州市食药监局共抽检18个批次，有8个不合格批次。对于广州具体哪些餐饮单位的大米镉超标不合格，被检出镉超标大米都是哪些品牌，广州食药监局负责人表示，只公布数据，暂不便公布具体名单。（2013年5月17日《南方日报》） 　　今年初，媒体曾刊发题为《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称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属于不合格产品。彼时，广东相关部门曾表示，将抓紧查清上述湖南问题大米去向，并如实向社会公布。现在，相关部门的抽检结果表明，“镉大米”恐怕不只是某个批次有问题，要不然，也不至于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都镉超标。 　　众所周知，“镉大米”对人体有着严重伤害，只不过要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体现出来。对于公众来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无疑是哪些品牌的大米镉超标，以降低食用到“镉大米”的风险。可是，广州食药监局却对此表示“不便公布”。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公布？凭什么不公布？如果只公布数据不公布品牌，那这样的抽检又有什么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公众的知情权，究竟被“不便公布”的政府部门摆在了怎样的位置？ 　　民以食为天，食以洁为先。大米是最重要的日常主食，公众食用安全食品的根本需要，绝对不能以“不便公布”来随意敷衍，当地政府部门为什么要拿自身公信力去替问题食品厂商隐瞒，实在让人搞不懂。而且名单不公布，自然就不存在下架或者召回了。换言之，老百姓想要不吃到“镉大米”，只能靠自己撞大运。 　　国家食药监总局刚刚表示，要让食品安全领域谋财害命者人头落地；看来仅此还不够，要想真正有威慑力，恐怕还得从让食品安全领域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官帽落地”开始。 　　“毒姜”上餐桌，都是姜农的错？ 　　农产品种植少不了要用农药，但是如果不按规范使用，就会使产品农药残留过高，危害健康。记者在山东潍坊地区采访时却发现，有人置国家法律与人民健康于不顾，明目张胆滥用剧毒农药——神农丹。当地农民对神农丹的危害性都心知肚明，使用过这种剧毒农药的姜，他们自己根本不吃。（2013年5月5日新华网） 　　又是农产品“带毒”！很多读者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将责骂的矛头对准姜农，认为农民丧失良心，前有毒豇豆、毒小麦，己所不欲干吗施于人？但在笔者看来，农民用剧毒农药种地，固然是“小人心态”作祟，但根子上还是药残检测监管不力、把关不严、内外有别、外严内宽造成的。 　　“菜篮子”事关公众餐桌，如果“毒”从口入，直接损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是个“硬杠杆”。世界各国对农药的施用都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容许量作了规定。世界卫生组织对有毒化合物制定了ADL值（每人每日允许最大摄入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各种农药在不同作物上的MRL值（即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以此来衡量农产品中农药是否超过标准。可据笔者所知，中国的很多地方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却“外严内宽”，即出口产品要求很高，而国内销售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远远低于国（境）外标准。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那些用剧毒农药种出的姜，都有合格的药残检测报告。因为检测都是由姜农自己送样品，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 　　但并不是所有产自潍坊的姜都有毒。据了解，潍坊当地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所以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比如，安丘市对出口的高毒农药管理非常严格，每个镇和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都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对农药的经营和使用实现无缝隙监管。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的农产品质量检测尤其是药残检测的漏洞很大；另一方面表明国内农产品安全标准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依笔者看，要想终结“毒姜”的惨剧，当务之急是，农业、工商、质监、卫生、食品药品等监管部门应该以“毒姜”为由头，联合起来，立即掀起一场农产品质量安全整顿检查风暴，从源头查起，尤其是对所有的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一次彻底的查禁。同时，要像安丘对出口大姜的监管一样，建立农产品监督的天罗地网，让“毒农产品”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人行道上咋划出一个领导专属车位？ 　　在主干道旁“画”有专门的白线，与旁边的公交站一样有预留位置，地面还装上了车位锁。近日，网友在重庆沙坪坝区新桥新村拍到了这样一个“专属车位”，由一辆奥迪车专享。停车位旁边是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正门，保安告诉记者，停车位设立大概有1年时间了，有时候领导的确在这里上下车。（2013年5月2日《重庆商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路交通安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