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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改革开放 姓名：李佳 学号 系别：09级法学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而现在据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已经三十多年了，这期间改革开放的不断完善和给中国带来的显著成果是不容忽视的。 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的变迁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文革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一)在社会成员个体生活层次上，发生了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的全面转化。 在改革前，基于高度的计划体制、严格的政治控制以及“极左”的意识形态，社会成员个人几乎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不仅各种行为要受到严格控制，言论甚至思想也受到严格禁锢，个人价值、权力以及个人利益目标受到全面否定，每个人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于国家目标以及当时特定的意识形态。改革后，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彻底转变。随着政治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迅速成长所提供的基础和空间，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以及个人生活、言论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着整个社会发展目标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对各种“左”的意识形态的否定，社会成员个体价值意识迅速觉醒和强化，不仅可以公开、积极地追求个人财富和物质享受，人们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意识也发生了彻底转化，公民意识、个人权力意识全面强化，改革前那种个人对国家和组织的全面依赖和无条件服从状况已不复存在。 个体价值意识的强化和行为的全面自由，再加上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变革以及全面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进一步结果是人们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迅速多元化。传统的、现代的甚至异端的行为方式与价值观同时并存，新的还源源不断出现。总之，在微观社会生活领域已经呈现出和改革前截然不同的形态。 (二)不同利益群体迅速分化。 改革前，基于高度的计划体制和高度统一的社会管理体制，国家几乎是单一的利益主体，不仅个人价值及利益主体地位被否认，也几乎不存在特定而明确的组织和群体利益，或至少都要充分依附国家利益。随着改革以来经济和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彻底转变，这种状况也发生了彻底转变。 首先是利益主体多元化、清晰化。除了个人利益意识的迅速强化，各种传统社会组织与群体都迅速形成了独立利益意识，利益主体地位迅速强化，彼此间的关系也由过去国家作为惟一利益主体条件下的内部组织关系转化为明确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伴随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另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利益获得程度的全面分化，特别是经济利益获得程度的分化。 (三)社会组织形态与社会管理方式的全面转型。 在改革前的计划体制下，单位制是中国的基本社会组织形式。社会成员在城镇分属不同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在农村，则分属人民公社。各种形式的单位不仅具有经济职能，同时也具有对社会成员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职能，是国家实施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国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纽带和对话平台。在很大程度上讲，改革前的社会组织方式具有一种准军事化组织特点。改革以来，上述社会组织形态和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全面转型。首先是社会组织的形态和职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在改革后迅速解体，家庭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