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故里考略.doc

王通故里考略 周戊丁 今年三月二十三日的《山西日报》刊登了李甲成先生的《王通故里在通化》一文，该文直指2008年1月15日发表于同一报纸的王友明先生的《王通故里在襄汾》，再一次掀起了王通故里论争的波澜。在《王通故里在通化》中，李先生抓住王友明先生在《王通故里在襄汾》的两个文献资料进行了详真的辨析，指出邱老先生的“家于河汾”即万王庄和“礼葬于故里太平万王庄郊”没有文献依据，属于“个人臆断”进而引用王通《中说》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两书，得出王通故里在通化的结论，最后借《资治通鉴》中武则天神功元年发生的綦连耀谋反，致王通孙王遽王 连坐族诛，王氏后人流亡到万王庄避难以说明王通故里在襄汾的理由。 客观地说，李甲成先生在《王通故里在通化》中否定邱老先生的草率结论，本事就显得有些苍白和草率。 原因在于李先生根本未曾阅读过邱老先生的原文《文洞墨香与王通字世辨》，邱老在自己的文章中广征博引，条分缕析，以大量的文献、遗迹古物、方志史传证明了万王村即随末大儒王通的故里。全文洋洋六千余言，倾注了邱老的大量心血，疑聚成王通故里在襄汾的如山铁证。而李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只引用了文中子王通的《中说 事君篇》的一则对话即：“扬素使谓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属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庐在，可以避风雨，有田可以具馆粥。弹琴著书，讲通劝义，自乐也。就得出“王通故里在通化”的结论。以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证据未免太单薄，太无力，过于勉强了。 其实在学术界持王通故里在通化的远非李先生一人，署名襄陵北原的《也谈文中子故里》一文中就比李甲成先生说的就清楚明白多了。该文引证了隋末唐初的文中子弟子薛收所撰的《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夫子讳通，字仲淹，姓王氏，太原人，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逾密。可以比故射于尼岫，拟河汾於洙泗矣。以大业十三年五月甲子，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以其年八月，迁窀穸於汾水之北原，棺木衣衾以从中制，不封不树，是遵上古。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礼也。”随后又引证王通胞弟王绩的《负苓者传》和《游北山赋》及《河津县志》，说明王通讲学地黄颊山，万春乡，白牛溪都在河津一带。 首都师范大学的邓小军在《王通生平事迹考》一文中更是广引博证，如薛收《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字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吕才《王无功文集》：“字祖晋阳穆公，自南而北，始家河汾。杜淹《文中子世字》：“虬始仕北魏，太和中至并州刺史，创家临河汾，惟曰晋阳穆公。王绩《游北山赋》：“穆公衔建元之耻，归于洛阳，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曲。”《中说》：“万春乡社，子必与执事，翼如也。”进而得出王通讲学于龙门之河汾，终于万春乡即通化的结论。陕西师范大学的李小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论》在第三节谈到文中子的隐居生活的时候，引证了王通次子王福畤的《录关子明事》：“九年已酉，江东平，高祖之政始，于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为矣。遂退居河汾。”薛收《隋故微君文中子碣铭》：“大业六年，文中子步烟岭，卧云溪，游于四方。”王绩《负苓者传》：“昔者文中子讲道于白牛之溪，弟子捧书北面，环堂成列。”《游北山赋》自论：“大业中，隐居此溪，读孔氏《六经》近百余卷。故溪公号王孔子之溪也。薛收曾在白牛溪受学，撰有《白牛溪赋》。王渍《答子华处士书》：”吾往具薛收《白牛溪赋》韵趣字奇，词义旷远，嵯萧瑟，真不可言。“杨炯《王勃集序》：“文中子之居龙门也裁成大典以赞孔门元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龙门山有石洞，盖文中子避乱隐居之所。“另外李子成先生还引用了《永乐大典，河中县志》明万历《河津县志》清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得出“大业之后，文中子基本上是隐居在白牛溪，他的著述授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在此完成了《读六经》的艰巨工作。” 一九九0年《山西地方志》第四期发表的赵维勇、刘益令的《王通故里考》，用太平县志及万王古迹和史料文献证明王通故里在襄汾万王村。一经发表既遭到诘责质疑，影响较大的是吉炳南，苏振宏的《王通故里考》辨析。吉、苏二先生在文章中例举了《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对王通胞弟王绩、孙王遽、王、王肋、的记载，确定王通为龙门通化人，千秋史事，书证无私，世系昭穆。又以杜淹的《文中子传》、唐皮日休的《文中子》、王通次子王福畤的《录关子明事》中关于河汾、汾阳、汾晋的确切地望，证明王通只能是在河津通化讲学游历。并对《王通故里考》中所述万王村王通祠、墓、洞、溪进行逐一否定。可以说吉、苏的《辨析》一文不无有理之处，但对于万王村的古墓被盗这一传说轶闻中的诸多不确事宜，不惜花费笔墨进行了从礼到理到情的酌析驳责，则显得有些小题大作了。平心而论《辨析》一文是笔者目力所见的较系统，全面地论证王通故里在通化的一篇文章，是诸子大家中关于文中故里论争的巅峰之作。 以上是力主王通故里在通化的论争者，而力主王通故里在襄汾的论者也不甘示弱，比较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