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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博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则”7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什么是“博弈各方利益最大化原则” 每个进入并经历某种社会博弈并接受了某种社会规则的人，不论这一历程是自觉自愿的还是被迫无奈的，是轻松自如的还是艰难困苦的，是乐大于苦还是乐大于苦，她在事实上都在经历一种社会化的洗礼，那一社会规则会或多或少地进入她的意识之中，她的意识中新出现了一系列“规则意识”，这种意识具有自我约束和自我肯定的心理功能。而在她进入社会博弈之前，这种“规则意识”是完全不存在的。比如当一位女性生活在一种较为自然原始的状况中，她没有“贞操情结”，而这一情结在她进入某种社会博弈后逐渐形成了，乃至一代一代保有了几千年。更重要的是，当她们由原来的某种博弈处境及其相应的规则状态，进入到另一种博弈处境时，她们就要重新探索建立新的规则，要在脑海里产生并具有新的“规则意识”，这些意识又是她们以前闻所未闻、想所未想的。为什么中国延绵几千年的“贞操观”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起码是在城市中，变得大为不流行，就是因为最近一二十年中，她们所处的社会博弈处境变化太大太快。同样，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保有着根深蒂固的“皇粮意识”，他们认为向国家纳税天经地义；现在，这一规则发生了改变，其相应的意识也就会发生改变。 四、社会规则的几组特性 规则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乡规民约、礼节、学生守则、收费条例、商业合同、职业操守、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社会制度，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道德和法律。道德的覆盖面广、约束力弱，法律的覆盖面小、约束力强。 每一种道德和法律都是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博弈的情形下发生的，它们的功能是为了达成和维护那种博弈情形下的博弈均衡态；这种均衡态对于博弈各方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因而那种道德和法律对于各方也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是，该道德和法律只有得到确定的落实，才能发挥出这种功能。在这方面，道德法律这些社会规范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既得到公开宣示也得到切实执行的规范，这可以称之为“完备规则”。比如张三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最好不要去偷大街上小食店里的肉包子，否则十有六七会被抓住打一顿；张三较好的选择是去建筑工地打工。在这里，“不准偷窃”的道德和法律就是既得到公开宣示也得到了确定的落实，社会生活在这一规则下顺畅无摩擦地进行着。第二种是虽然得到公开宣示但没有得到切实执行的规范。比如如果张三是一个掌握批地权力的局长，而且比较追求物质生活，那么他可能会在批地时收取贿赂；收贿赂可能对他更有利，因为反贪污受贿的法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确定全面的落实。一个人做一件事，会有一个期望值，它是收益和可能性的乘积；一个真正有约束力的法律，一定要让人们服从法律所能获得的利益期望值大于不服从法律的期望值，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有助于达成和维护博弈均衡态。如果一个握有批地权力的局长，他感觉违法收取贿赂的利益期望值大于依法不收贿赂的期望值，或者他不知道究竟哪个期望值大，因为他把握不住被抓住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时，他很可能会伸手受贿。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反腐法律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落实，从而没有很好地发挥出达成、维护博弈均衡态的功能，结果就是：在这方面，博弈均衡态还没有很好地得到实现，社会大众还有很多不满的情绪，社会各方还有很多机会主义的行为。我们也许可以将这样的规范称为一定程度上的“纸规则”。第三种是虽然没有明确宣示但却得到切实执行的规范，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潜规则”。 任何一种法律道德，都是为了促进和维护某种博弈均衡态，这是法律道德的工具性。但是，为了某种均衡态的达成和维护，相应的法律道德就必须得到全面切实的执行；这就要求大家在意识中强化乃至固化该种法律道德意识。虽然各项法律道德的建立，都经历了或长或短、或密集或稀疏的社会博弈的实践过程；可一旦形成，就必须时时发挥其功能，而不能再去反复权衡摸索：这种法律道德对我对他人是不是能带来更大的现实利益？这种法律道德最好能成为每个人心中的“超我”，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就像见了红灯就会下意识地停下脚步一样。这时人们必须忘掉法律道德的工具性，而把它们看作是康德意义上的“绝对命令”。最好每个人都把这种法律道德视为“天理”，所以历史上很多社会体把他们奉行的法律和道德说成是来自神，来自天国。比如摩西十诫被看作是上帝的旨意，三纲五常则曾被视作“天理”，君权也曾被认为是“神授”的，现代人关于“自由”“平等”等人权的社会道德规范也被认为是“天赋”的。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人们之所以不约而同地把法律道德和“天”挂上钩，是因为“天”意味着覆盖一切，意味着永恒性、绝对性、超越性，它超越了并控制住了每个个人暂时性、局部性的利害算计和机会主义，把它们全部纳进统一的轨道。由于这个轨道同时意味着社会各个成员博弈利益的最大化，所以任何对这一轨道的偏离、冒犯和违反，都是“错误的”。轨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