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文能力体系构建的演进.docVIP

论语文能力体系构建的演进 　　学术界关于语文知识的讨论沸沸扬扬，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讨论总体上形成两派：一派认为应尽快构建适用的语文知识体系；另一派则认为语文知识涉及范围过于宽泛，无从下手，只能在教学中随机、动态地引入。 　　不管是哪一派，似乎都忘记了讨论语文知识最初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语文知识教学，知识对语文课程的价值何在，或者说语文课程与教学的目标是什么。忘却目的的探讨最终只能陷入没有成效的无谓争论，因此有必要提醒人们及时转向，回到我们当初讨论的原点上来，回到语文知识教学所服务的目标上来。 　　显然，我们探讨语文知识教学，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进而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能力由一系列具体能力构成，包括平常所说的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这四种能力又由许多更具体的能力组成，从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语文能力体系。 　　因此，我们与其为语文知识体系问题纠缠不清，不如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知识教学所服务的目标上，即语文能力体系的构建上来。这一回归符合课程的本义，即“跑道”说：达成目标的道路千万条，但目标只有一个。只有明确了语文课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语文能力，我们才会去考虑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去培养这些能力，如知识教学、实践活动等。因此，语文知识体系构建的讨论到了该告一段落的时候了，我们有必要将目光从知识转向能力，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呼声在当前学术界还相当微弱。 　　关于语文能力问题，王荣生先生在《语文科课程论基础》一书中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不存在笼统的、抽象的语文能力，为此他引用杜威的观点：“其实我们并没有所谓的一般的看、听或记忆的能力；我们只有看、听或记忆某种东西的能力。离开训练所用的材料，一般的心理的和身体的训练全是废话。”“能力与所听、所说、所读、所写联系在一起，体现在具体目的的听、说、读、写的活动中，也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中。”在讨论培养能力的教学之前，我们有必要事先明确，希望学生现在或将来从事哪种方式的听、说、读、写活动，才能明了究竟要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进而研究怎样培养等一系列问题。 　　以“阅读能力”为例。王荣生先生指出：“有人说，我们的语文教学没有培养起学生的‘阅读能力’，这话是有歧义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至少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我们确实在培养某一种‘阅读能力’，但实际上却不能被许多学生所拥有。那么，问题可能主要出在课程与教学上。也就是说，语文课程内容或者教学方法上，存在着缺陷，还不足以培养起那种能力。这样我们面临的任务，便是实证地研究‘怎样才能培养起那种能力’。第二种情况，我们在培养某一种‘阅读能力’，而且也的确培养起了，但那种‘能力’，却是我们不想要的、学生不必要的、社会不认可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所遭遇的质疑，便不是‘没有培养起阅读能力’，而是培养了‘错误’的‘能力’。” 　　如果出现像王荣生先生所说的第一种情况，相对来说还好办些，至少目标是明确的，接下来主要是寻找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比较麻烦的是第二种情况，因为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实践证明却是在做无用功，语文界前辈所说的“少慢差费”可能与此相关。 　　通过这段论述不难看出，迄今为止，语文教育界关于语文课究竟要培养学生什么样语文能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猜测阶段。而抛开语文能力去大谈语文知识体系的建构，属于典型的盲目行为。不难想象，任其发展下去，即使“采得百花成蜜后”，经过努力确实建构起了一套语文知识体系，恐怕到头来也只能落得个“为谁辛苦为谁忙”的慨叹！ 　　一、 语文能力体系构建的起步 　　关于语文能力何时进入语文教育研究的视野，李贞祥在《“语文能力”辨》一文中作过考证，他认为，“语文能力最早出现于徐行知《从听说读写来训练语文能力》一文中，刊登在1952年3月26日的《大公报》上。”但这只是说“语文能力”有其“名”的开始，并不等于说“语文能力”之“实”之前不存在。从1922年、1929年和1941年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中的论述可以得到证明。 　　在1922年国语课程纲要关于“课程目的”的陈述中有：1.使学生有自由发表思想的能力。2.使学生能看平易的古书。3.使学生能作文法通顺的文字。4.使学生发生研究中国文学的兴趣。 　　1929年国文暂行课程标准关于“目标”的陈述是：1.养成运用语体文及语言流畅地叙说事理及表情达意的技能。2.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书报的能力。3.养成阅读书报的习惯和欣赏文艺的兴趣。 　　1941年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对“目标”的陈述是：1.养成用语体文及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2.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及读解古书之能力。3.培养欣赏文艺之兴趣，及陶冶文学上创作之能力。4.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