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务学堂之于近代农业教育的意义.docVIP

清末农务学堂之于近代农业教育的意义 　　摘 要：农业教育是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前提和基础。晚清农务学堂是农业近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农务学堂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历程及开设课程等方面，分析晚清新式农务学堂在中国近代农业教育方面的意义与作用。 　　关键词：晚清；农务学堂；近代农业教育 　　作者简介：徐颖（1974-），女，中原工学院广播影视学院基础部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G7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3）04-0094-03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历来都受到重视，且农业素来发达；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传统农业急剧衰落，引起清朝统治者的忧虑和关注；甲午海战的失败，进一步促使清廷颁布了一系列兴农规章制度，兴办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变。 　　一、创设农务学堂，发展农业教育是晚清历史条件下的必然 　　经过两次惨痛的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已经渗入到中国内地，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步解体，广大农民生活日渐贫困，流离失所。面对这种情况，不少有识之士呼吁采取新措施发展中国农业，振兴农业经济。如晚清维新派陈炽在他的《续国富策》提出：“劝令考求培壅收获新法，购买机器，裨用力少而见工多”[1]。很明显，就是要通过向外国购买机器，采用近代先进的农业机械代替手工劳作，提高农业生产率。当时许多报刊也刊载了许多介绍西方国家使用大型农业机器发展农业的文章，介绍西方农学知识。不仅如此， 许多有识之士还看到了中国农业日趋落后的最主要原因是“学者不农，农者不学”，中国只有传统经验的农业知识，没有科学实验，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因此提出讲求农学，发展农业知识，开展农业教育。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振动朝野上下，单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不能挽救中国，要想中国富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在重视工商业对于国家利益固有价值的前提下，清王朝有远见的知识分子痛感改革和振兴农业的必要，重新认识到农业经济的社会价值，强调农业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富强之道。1897年，张謇在《请兴农会奏》一文中指出：立国之本不在兵和商，而在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相因之势，理所固然”[2]；1898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奏：“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 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3]。他们还提出翻译外国农书，尤其是和中国土地风俗相近的日本农务书籍。在这些士大夫的呼吁下，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要想在新形势下扭转农业的衰败，必须采用新的政策措施，修农政，兴农学，推行近代农业教育。 　　二、农务学堂是农业教育发展的有效载体，顺应了晚清振兴农业的形势需求 　　在各界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近代农业的政策，如设立官办机构农工商局和民间社团农会。鼓励编印外国先进农书、引进介绍西方近代农学，此外，还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农业等等措施，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办学堂，培养懂知识、懂技术的人才，发展农业教育。1895年，王文韶上奏，赞同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认为中国要想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向外国学习，广开学堂，“不特陆军海军将取材与学堂，即外部出使诸员及制造开矿等工亦皆取材于学堂”[4]；其后张之洞也提出：“查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才为先，教育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奏请开设农务工艺学堂暨劝工劝商公所[3]。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在多方奏请下，多次谕令各省创办新式农务学堂，我国的新式农业教育在这一时期终于得以实现。最早兴办农务学堂的是杭州知府林迪臣，1898年3月，林迪臣在杭州创办蚕学馆；1898年春，张之洞在湖北设立农务学堂，开设农林牧三科；1901年，江苏开办江南蚕桑学堂；山西省在农工总局附设农林学堂，后改为山西高等农林学堂；1902年，直隶省在保定开办农务大学堂；1903年，湖南督抚成立农务工艺学堂；1905年，新任湖南巡抚端方将其分为工艺学堂和农务学堂，命名为湖南省中等农业学堂[5]；1906年，清朝学部奏请在京师设立高等农业学堂和工商学堂各1所，“以为全国模范”。经过清政府有关政策的促动和民间教育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农务学堂的发展在清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各种新式农业学堂在各省普遍设立，尤其是湖北、山东、江苏、四川、河南、直隶等省成效最为显著。如湖北到1910年，所设立农务学堂有48所，其中有农业教员讲习所1所，中等农业学堂5所，初等农业学堂41所，蚕业学堂1所[6]，到1911年四川的农务学堂有47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