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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时代需要更强大的民族精神——中国礼乐文化传统的现实意义【作者简介】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导，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先秦史、历史文献学、经学、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等。主要著作：《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儒家礼乐文明讲演录》等。周公制礼作乐：历史性的伟大选择我们先回顾中华文明从远古到上古时代的基本进程。大约距今一万年左右，中国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开始出现。中国人在北方的农业区最早成功栽种了小米，在南方的水田农业区最早培育成功了大米。经过数千年的交流与互补，到距今4000年左右，融汇为灿烂的夏代青铜文明。从夏朝到商朝的一千年中，中国依然是农业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为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谋求粮食等物质生活资料。到商代末期，社会物质生活已相当富足，青铜文明臻于极盛。至此，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似乎已经达到，此后只有量变，再无质变。但是，商代富裕的物质生活失去了理性精神的引领，贵族们酒池肉林，骄奢淫逸，滑入了腐败的深渊。其深层的原因是，殷人政治文化的特点是迷信鬼神，“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以为只要殷勤祭祀，祭品丰厚，就能得到天佑神助，任何人奈何不得。纣王在覆灭的前夜，依然笃信“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牧野之战，殷商王朝一朝覆灭，作为西周新政权主要设计者的周公，不能不受到巨大震动，“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殷”(《尚书·召诰》)，必需吸取它们的前车之鉴，方能求得长治久安。周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把商朝的国家机器当作一份巨额资产来接管，按既有的治国模式运作，“以暴易暴”，以新的暴政替代旧的暴政;二是吸取商亡的教训，革除旧弊，提出新的治国理念与模式。周公选择了后者。从《尚书》收录的周公的诸多训诫看，周公新政的主要理念如下：民本。民众是立国之本，不可轻忽。武王在率师渡孟津时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上》)，上天是尊重民意的，民众要想做到的事，上天必定会顺从。周公要求执政者体恤小民“稼穑之艰难”，要保惠庶民，不可欺侮，他引古语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要把小民的感受作为反观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中国民本主义思潮由此而起，并迅速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而这种思想在古希腊的产生和流传，比中国至少晚了五六个世纪。明德。在《尚书》中，周公反复提及“明德”，意思是昌明执政者个人的德性与治国理民的德政。周公“勤用明德”(《梓材》)，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他说，“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陈》)，至德之治发出的馨香可以上感神明，供桌上的黍稷不香，光明的德性才有真香。纣王不明其德，所以为上天所灭;周文王有明德，所以才为上天所立。能否长治久安，不在天命，而在我之德，“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太甲》)。《诗·大雅·文王》说“自求多福”，要把命运寄托在自己身上，周人高度的道德觉醒，由此可见。勤政。《尚书》中的《无逸》一篇，周公以殷王中宗、高宗、祖甲，以及周文王等四位“迪哲”为例，向成王阐述勤政之道。周公说，殷代统治者并非一开始就昏庸无道，恰恰相反，中宗、高宗、祖甲都懂得“治民祗懼，不敢荒宁”的道理，治民都有敬畏之心，政事无大小，都能恭敬从事，不敢荒淫，因而都能长久地享有国祚：中宗在位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年。而祖甲以下的殷王，“惟耽乐之从”，所以，“罔或克寿”，都是短命的君王，在位超不过十年。周文王也是成天忙于政务，达到“不遑暇食”的地步，故在位五十年。所以勤政与否，事关国运的兴衰与国祚的长短。禁酒。《尚书》的《酒诰》篇，可以视为周公的“禁酒令”。周公之弟康叔受封于殷商旧地卫国，当地民众久受纣王影响，嗜酒成风。周公告诫康叔，纣王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酗酒，“腥闻在上”，使得上天都闻到了他们的酒腥;为此他要求康叔“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许沉湎于酒，不仅不敢，而且没有这种闲暇。只有祭祀时可以少量饮酒，但不能醉。对酒醉误事者要杀无赦。克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即去世，当时天下未安，成王年幼，不能亲政。周公受命于危难之际，摄政当国，“一年救乱，二年伐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归政成王”(《尚书大传》)。周公平定天下之后，乃归政于成王，自己退隐，为防止人去政息，周公制定了体现道德理性原则的礼乐制度，史称“制礼作乐”。殷周鼎革之际，周公用理性的方式完成政权更迭，制定了以礼乐为纲纪的典章法则，使道德成为治国理民的强大基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抉择。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鉴于纣王失德亡国的教训，周人“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