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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富仁先生对话 　　王富仁，山东高唐人。1941年生，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1978年考取西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9年晋升为正教授，1993年担任博士生导师。2003年受聘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倡导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理念：“新国学”。 　　王富仁教授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三个不同的系列：一、鲁迅研究；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中国文化研究。在鲁迅研究方面，其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是我国文革后最早的比较文学专著之一；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在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提出来区分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不同规律和“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口号，曾引起鲁迅研究界的广泛讨论，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王富仁教授现在最为引人注目的工作是“新国学”研究。可以说，新国学是从学术角度突破过去鲁迅研究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盲点而提出来的。《“新国学”论纲》开章明义强调：新国学“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王富仁提出“新国学”，是要重建中国学术的“整体性”和“独立性”，这是他的“新国学”的两个基本概念。王富仁说：“我把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就视为我们的‘国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新国学”概念，对他自己所坚守的“五四”新文化、社会文化立场又是有所超越的。 　　姜广平：王教授您好！你的硕士学位论文《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应该是你作为鲁迅研究学者的重要标志。您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发表时，我们还在大学里读书，当时，学术界对您的这部主要著作反响极大。我记得当时我们不止一次通读您的这部大著。邮购或者复印了当时两期《文学评论》，您在文章中明确区分了中国现代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并把鲁迅小说置于中国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认真的考察，成为新时期鲁迅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客观上说，您是中国鲁迅研究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现在，您对鲁迅如何看？对鲁迅研究的现状又如何看呢？ 　　王富仁：至少在我认为，鲁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的，正像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屈原、司马迁这样一些人物，在现当代的中国，鲁迅意味着一种传统，一种文化传统，而在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流变和发展中，则是一类人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在中国现当代社会中，鲁迅的传统不是唯一的传统，它是在与其它不同传统的既对立又统一，既斗争又共存的过程中存在和发展的。但要从根本上消灭这种传统，正像在中国要消灭孔子、老子、庄子、屈原、司马迁的文化传统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把鲁迅的文化传统当作中国现当代唯一的文化传统，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想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根本抹去鲁迅的影响，斫断鲁迅传统的文化命脉，也是痴人说梦。 　　自然鲁迅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当代社会是存在和发展着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又不是唯一的文化传统，这就意味着鲁迅文化传统的影响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蜿蜒起伏的，鲁迅研究者总希望鲁迅一直热着，一直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龙头老大，只要坐上鲁迅研究这班车，就会青云直上，成为永远的先锋派，这是不可能的。它也会有低潮，并且低潮的时候多，高潮的时候少??极少。但也正是在低潮的时候，鲁迅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才呈现得特别清晰和强烈，并为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条件。鲁迅的文化传统原本体现的是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春江水暖鸭先知”，对于多数，水还是凉的，只有独异的个体“鸭”才感到水不是那么凉了，勉强可以下水了。在这时，不但那些不会游泳、不需游泳、厌恶游泳的不会下水，并且诅咒别人下水，就是原本会游泳、需要游泳、喜欢游泳的，也不下水甚至反对下水。在多数看来，“鸭”只是一个“疯子”或“傻子”。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狂人日记》，后来又写了一篇《长明灯》，说明他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像“疯子”一样的人；他还写过一篇《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说明他又意识到在现当代的中国，他是“傻子”一类的人。“疯子”和“傻子”在社会上是不可能不受侮辱与损害的，只是鲁迅比别的“疯子”和“傻子”更加不老实，不但不甘心受人歧视，反而要反抗，得罪了很多得罪不起的人，这就更不招人喜欢了。只要意识到鲁迅的传统即使在现当代的中国社会，体现的仍然是“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