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口译员的角色困境：如何应对话语双方的权利地位失衡.docVIP

对话口译员的角色困境：如何应对话语双方的权利地位失衡 　　摘 要：本文从口译员职业道德的角度，以医疗对话口译及警察审讯口译为对象，探讨了在对话口译背景中，口译员在话语双方权利地位极度失衡的状况下面临的困境、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功能。 　　关键词：医疗口译；警局口译；功能；失衡 　　对话口译员的角色是什么？是“黑匣子”（black box），“喉舌”（voice box），“渠道”（conduit），还是对话过程的“积极参与者”（an active participator）？ 不同于同声传译、交替传译，在对话口译情境中，话语双方通常在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身份地位等方面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使得对话口译由单纯的语言层面（metalinguistic），上升到社会语言学范畴（sociolinguistic），这直接导致了译员身份、义务界定的困境。 　　笔者认为，鉴于对话口译的特殊性，译员的角色应根据不同的口译情境来进行定位。本文将以医疗口译以及司法口译情境中的警局口译为主，从口译员职业道德的角度出发，探讨在这两种情境中，尤其是在话语双方权利地位失衡的背景下，口译员应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一、医疗口译 　　在医疗体系的背景中，医生和患者的身份地位通常是不平等的――医生占据绝对的主动权，是这个领域绝对的权威。而相比之下，患者属于弱势群体，大部分患者没有受过医疗培训，对于医学知之甚少，他们在文化、地位、权利、精神层面都屈居于医生之下。在这种地位权利失衡的状况下，口译员是否应该起到弥补地位差异的作用，化身为弱势群体的协助者，以确保整个交流过程的流畅和高效？或者仍然“隐形”（invisibility）、“中立”（impartiality），避免日后卷入医患纠纷？AMITAS（American Medical Interpreters and Translators Association，美国医疗口译及笔译协会）（1997）对口译职业道德规范要求如下（摘录）：第一，非评判的态度 （Non-judgemental attitude）：译员的功能是辅助医患双方交流。译员不应省略译文，也不应加入译员个人的看法、意见或者判断。第二，患者自主意识 （Client self-determination）：患者可能寻求译员的意见……译员不能影响患者或其家人的主张，不能告诉患者或其家人应该怎么做。显而易见，根据医疗体系的道德准则，译员只能作为一个翻译机器。而口译员做到绝对的中立，是否能够实现其社会语言学的功能（sociolinguistic function），使患者与医疗系统进行有效的交流，避免漏诊、误诊的状况？但这样做是否会带来职业风险？以下将通过两个案例来讨论。 　　案例一：“点头综合征”（Nodding syndrome） 　　Diaz-Duque （1989）提到了西班牙语病人的“点头综合征”（Nodding syndrome）：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病人由于不懂英语，出于害怕、尴尬等原因对医生的提问一律点头的状况。医生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往往不能分辨“点头综合征”，此时译员若完全遵守职业道德，就可能导致误诊或漏诊；而译员如果主动核实病人病症――或者直接提醒医生核实真相，或者自己进行询问，又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此时译员处在两难的境地。 　　案例二：提供帮助有风险 　　一位老年俄国女性患者告诉译员，她的健康保险到期了，“我怎么支付我的医疗费呢？”译员于是陆续向她的主治医师、护士以及诊所职员转达了该患者的问题，没有人做出回答或提供建议。于是，译员就主动引导患者来到诊所的财务处，商议给该患者提供打折服务。有人向诊所的管理部门举报了译员的行为，诊所终止了与该译员的合同，认为他违反了职业道德 （Kaufert Putsch， 1997）。Kaufert Putsch （1997）指出， 译员如果协助患者、代表患者，无疑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总之，在医患之间语言不通、权利地位极度失衡的情况下会产生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可以考虑对医疗口译的职业道德守则进行适度的修改，让译员起到平衡的功能，使患者在平等的状态下获得最佳的治疗。 　　二、警局口译：警方审讯 （Police interrogation） 警局口译主要包括警方问询――对证人、目击者等知情人的问询；审讯――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这里主要讨论会话双方冲突最为激烈、差异最为明显的警方审讯对话口译。 　　警局口译是司法程序中的重要环节，警方审讯中的所有信息都可被用作法庭证据。因此，警局口译对准确度的要求极其严格。这种情境中问答双方的身份地位关系如何？ Hale （2007），在《社区口译》（Community Interpreting）中进行了分析。（参看上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