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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杨尧先生对我国地理教育的突出贡献 　　杨尧先生，湖南省衡东县人，原湖南师范学院地理教学法教师，曾任中国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1956年，正值“地理教学法”被人们忽视之际，杨尧先生欣然承担本学科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且一干30年，直到1986年退休。 　　杨先生治学严谨，对本学科的理论研究尤为深入。他所撰写的论文均为上乘佳作。如“试论地理教育学”、“地理教材的分析”、“地理教学中正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几个问题”等文章，均被同行专家评定为“理论佳作”、“立论上有创新精神”、“对提高地理教学质量和理论水平都有指导作用”等。首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褚亚平先生更作出如下评价：其论点是精慎的，作者有自己的见解和风格，并实属站在地理教学法科学高度上的佳作。杨先生对本学科的功绩突出，贡献甚多，本文仅就以下四方面略作阐述。 　　一、首提“地理教育学” 　　1904年1月13日，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当时，本学科定名为“地理教授法”。1922年起“地理教授法”与其它各科“教授法”一道更名，称之为“地理教学法（中学地理教学法）”，这一名称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后。20世纪60年代，由于对学科教学法研究对象错误的认识，人们将各科教学法改名为“教材教法”，如“中学语文教材教法”、“中学数学教材教法”、“中学地理教材教法”等。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虽然上述名称只是课程名称，但实际中，本学科则出现了“中学地理教学法”、“中学地理教材教法”两个名称并存的局面。“十年动乱”结束后，地理教育进入振兴与发展的新时期。许多专家、学者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认识到“地理教材教法”这一名称并不确切。因而，本学科名称仍称之为“地理教学法”。 　　1978年12月，北京市地理学会召集部分高等师范院校地理教学法教师和有关专家，在北京通县召开座谈会[1]。在这次会议上，时任湖南师范学院地理教学法教师的杨先生首次提出将本学科定名为“地理教育学”[2]，并进一步指出“地理教育学”作为本学科的最高层次，其下一层次则为“地理教学论”。在我国，“地理教育学”、“地理教学论”两个名称首见于此。杨先生的上述提法，受到与会者一致高度赞赏。虽然，1986年之后，在国家教育部指令下，全国范围内大多将“地理教学法”更名为“地理教育学”或“地理教学论”，但在我国最早提出“地理教育学”这一概念的杨先生当属第一人。 　　不仅如此，后来笔者问及杨先生，为何要把“地理教学法”改名为“地理教育学”时，他指出以下三点：①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需要，使学科本身与其名称一致，做到名实相符。②为了与国际接轨，除苏联（当时还称为苏联）称学科教学法之外，欧、美、日本均为学科教育学。③“地理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很明确，就是地理教育；“地理教学论”的研究对象是地理教学。但是，如果称“地理教学法”，其研究对象容易产生误解，如有人误将其视为地理教学方法。现在这一名称则可避免误解。 　　二、独著《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3] 　　一百多年来，我国中小学地理教育遗产非常丰富，但旧中国文献资料星散各处，搜求与收集不易。为撰写《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一书，杨先生除在湖南省图书馆、湖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收集有关资料之外，还两次去北京，并先后去武汉、南京、上海、重庆、山东等地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其中，尤以第一次去北京，既经历艰辛，又收获颇丰。 　　1984年，杨老先生已是66岁高龄。为著述《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他不顾年事已高，冒着酷暑，克服重重困难，前往北京大学图书馆收集资料。当时，他住在北大防空洞的招待所，美其名曰图凉快，实则为单位节省出差经费，因为每天只需5元住宿费。他吃在学生食堂，早餐两个馒头、一碗稀饭，中餐又吃两个馒头外加一杯白开水。他说，这样既省钱、又节时，中午可以不回宿舍，就在图书馆继续抄资料。1984年已有复印机，但是为了节约，他从不复印，而是整天抄写，整整抄了两个多月。他带回长沙两麻袋资料中，除个人掏钱买的，就是手抄的。从北京回长沙时，先生为了节省出差经费，不但不坐卧铺，甚至行李都不托运，自己用根粗扁担挑着两大麻袋沉重的资料，去挤公交、坐硬座。虽然已是8月底，长沙天气仍很炎热，当笔者去火车站接他时，只见他挑着两大麻袋资料，大汗淋漓、步履艰难地走来，笔者当时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中国近现代中小学地理教育史》共55.9万字，分上、下两册，计6章，并有4个附章。作者在收集我国1840―1992年海量地理教育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研究、整理，撰写成篇。该书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所叙述的均为历史事实，内容翔实，真实可信。所有分析、议论都有理有据，中肯、深刻。 　　1987年，杨先生应邀到首都师范大学，给我国至今惟一的“地理教学法助教进修班”讲学时，就是以《中国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