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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 发布时间2015-05-18 16:51:27???? 作者：admin ????浏览次数：9?次 一 吴重庆在其新著《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建设》（以下简称“吴著”）中，提出了“无主体熟人社会”的概念，对“空心化”背景下农村社会结构及其性质做出了新判断，对当前农民行为逻辑和农村基本社会秩序给予了新概括。“无主体熟人社会”既是作者农村调研中的顿悟，也是学术传承与对话的结果，它与“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有很密切的渊源。 熟人社会是对传统中国农村的经典表述。费孝通将熟人社会定义为：“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信息”层面来讲，熟人社会表明农民之间相互知根知底，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甚至听到咳嗽声、脚步声和敲门声就能判断对方是谁。人们的信息是透明和对称的，谁都无法保留多少秘密、无法蒙混过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清楚对方怎么行为，会出什么样的牌、说什么样的话。熟人社会压根儿就没有私事，没有隐私，其权力和利益结构也是明确且固定的。 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建构的具有差等序列的关系网络。它是以血缘为基本连接纽带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讲究长幼尊卑、男女秩序。它既有内外之别，也有亲疏远近。前者是指血缘内部与外部的分别，同一血缘内部所有人都是“自己人”，而血缘之外则是外人或是“熟悉的陌生人”。后者意味着即便在一个“自己人”认同单位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差别的，血缘关系越近，关系越紧密。反之则关系疏离。 在交往规则上，熟人社会也有其独特性，最突出的是“伦理本位”，其次是讲究血亲情谊和人情面子，最后是追求“做人”与“相处”的关系法则。这些规则皆与陌生人社会交往的“法治”相差甚远，它们使熟人社会被凝结成紧密的生活与伦理共同体。 随着革命和市场对农村的改造，传统农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民的行为逻辑逐步改变，学界出现了对熟人社会及其行为逻辑的不同描述和阐释。其中包括贺雪峰提出的“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概念表达的是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农民由于交往的非密集性、非高频度性而导致相识却不熟悉的状态。它是对农民间熟悉程度的差异的描述，是对信息不对称的刻画。农民除了空间的扩大导致信息的不熟悉以外，由于社会流动、职业分化、阶层变动、血缘地缘淡化等缘故，农民间的交往频度减少，交往时空缩小，交往深度降低，以及农民隐私权逐渐兴起，即便在自然村、小组内部，农民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大大降低，相互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从这一角度来讲，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是熟人社会的量变。吴重庆看到了熟人社会的变迁，也意识到量变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无法囊括熟人社会的所有变化，尤其是社会结构、行为逻辑等质变层面。他开始寻找再概念化的着力点。 二 吴重庆身处广州人口流入之地，却看到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带来的广大农村的“空心化”，这源于他对华南农村和广大中西部农村的长期调研。“无主体熟人社会”正是从农村的“空心化”里生长出来的。在村庄“空心化”与“无主体熟人社会”之间，吴重庆找了个中间变量将二者勾连起来，它是社会结构中的“行动者”角色。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作为系统的组成部分，是系统内部整合及社会系统和文化模式之间整合的必要条件之一。依据该理论，一个正常社会源于一定数量的行动主体在其中交互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均衡。如果缺少了足够的行动主体，社会系统就无法运转，就会出现病态现象。 中国广大中西部农村在2000年以后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流动出去的是青壮年劳动力，他们是农村活跃的主体。这些人流出后，村庄就出现了“主体”不在场的状况，导致村庄的“病态”。吴重庆总结了这种变态的几种表现：“舆论失灵”、“面子贬值”和“社会资本流失”。舆论、面子和社会资本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特征，它们的流失意味着熟人社会的转向和变迁。这里的逻辑是，无论是舆论发挥作用，还是面子机制运转，抑或是社会关系起作用，都有赖于村庄中青壮年的高频度、长时段的交往活动，有赖于由于人多形成“人多势众”、“唾沫星子淹死人”的集群效应，以及形成“面对面” 的生活不得不在乎对方的存在、不得不相互提供和利用资源的“给人情”、“买面子”的机制。而大部分青壮年农民长时间不在村庄里生活，他们可以轻易逃脱村庄的惩罚，那么就无法形成相互之间的压力，无法相互利用对方的资源，无法生发深厚的交往和友谊。一言以蔽之，人都不在村了，舆论自然就失灵了，人们就不在乎人情面子了，相互之间的支持网络也就越来越松散了。叙述到此，熟人社会似乎已然解体。若是这样，那就不是“无主体熟人社会”，连熟人社会都没了。 但是，吴重庆又杀了个回马枪，他笔锋一转，认为熟人社会还是存在的，因为常年流出的那些青壮年总会间歇性地回到村庄，尤其是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