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教我写作文.docVIP

王安忆教我写作文 　　出生于文艺世家的杰出华文作家 　　王安忆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她的母亲茹志鹃是一名优秀作家，以写作短篇小说著称，其代表作《百合花》曾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她的父亲王啸平是一个话剧导演，1919年出生于新加坡，很早就在新加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回国，继续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曾获得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风靡一时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就是他导演的作品。 　　王安忆1954年3月出生于南京，1970年初中毕业后赴安徽蚌埠市五河县农村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年调到上海，担任《儿童时代》编辑，同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平原上》，挺进文坛。三十余年来，她先后出版《小鲍庄》《小城之恋》《黄河故道人》《长恨歌》《桃之夭夭》《王安忆说》《王安忆读书笔记》等文学专著数十部。 　　1998年，王安忆获得首届当代中国女性创作奖；2000年，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入选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2001年，她荣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评选的“最杰出的华文作家”；2005年获鲁迅文学奖；2011年被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她的散文《我们家的男子汉》入选苏教版七年级下册语文教材。 　　王安忆是中国当代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女作家，现担任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的父亲 　　王安忆 　　人们都知道我的母亲叫茹志鹃，而我的父亲王啸平则极少有人知道，包括我自己，对父亲从来是不了解的。 　　小时候，我常常为父亲感到难为情，觉得他缺乏常识，且不合时宜。比如有邻家的男孩送我两条蝌蚪，我很珍贵地放在一个瓶子里，父亲看见却惊恐地叫道：“脏死了，脏死了！”从此，邻家男孩看见我，就叫“脏死了”。父亲的口音还很古怪，是一种福建音很重的普通话，可一旦要他真正说福建话，他又不会说了。他不会说也不会听上海话，这也使我为他并为我自己感到难为情，觉得因此我们都被排斥于正常人群之外了。 　　父亲离休以后，偶尔写一些回忆过去的短文，比如当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在南洋与郁达夫、任光等人的接触；还有关于他童年的生活与变迁。我渐渐地知道，祖父本是南洋一家大橡胶厂的经理，因为与厂主意见不合辞职而家道中落，父亲便从少爷变成了学徒。我还渐渐知道，父亲是在“五四”培育的一代启蒙者影响之下觉醒的青年，后来走上了归国的道路。父亲在这些年里，先后写了两部自传体长篇，前一部叫做《南洋悲歌》，写的是他在南洋参加救亡运动的故事；后一部叫做《客自南洋来》，写的是他来到新四军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经历。 　　在《客自南洋来》这部书里，我又一次领会到我童年时所感觉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然而，在我已是一个成年人的今天，所感悟到的父亲的不合时宜，又包含着一种沉重的悲喜剧。我仿佛看到一个纯洁、积极的青年，如何努力地要与一个陌生的巨大人群融合。这个巨大人群与青年格格不入，犹如铜墙铁壁。而青年之所以要全身心地去做这样一个痛苦的融合，是因为这人群肩负着苦难中国的希望，肩负着使中国得救也使青年得救的力量。若要前进，就只有加入这人群，筑起血肉的长城。这是那一个时代里，一名热血青年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仿佛看见父亲是一名青年的时候，如何克服着他的性情，去适应一个人事复杂、纪律严格的环境；他的交响曲式的革命图画，在现实中如何一步一步得到修正；他在中国这个梦寐以求的回归之地，是如何真实地经历着痛苦与感动。 　　小时候，听父亲的老战友戏谑地叫他“马来哨”，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父亲走到哪里，总会留下一些笑话与别称，我从不深究。现在，我从父亲的书里知道了“马来哨”的来由。原来是他上岗时忘了给枪上子弹，人们便这样叫他了。我想象年轻的父亲扛了一杆没有子弹的枪，神情庄严地在深夜里站岗的情景，心里总觉得好笑，却又有一种感动。由此，我想起父亲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文革”中，有一天他说，开大会时，先唱《国际歌》“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唱《东方红》“他是人民大救星”，这是多么矛盾的事情啊！ 　　父亲的思路总是与这个社会大多数的人不同，好像天外来客。我过去从没认真地想过，父亲走到我们这条道路上来的困难。以前也听父亲说过，他到达根据地所目睹的第一个场面，便是枪毙逃兵。父亲非常震惊：一旦投身于革命，除去战斗与逃跑，就再没有第三条路了。这真是一个几乎类似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困境。我过去也认为：世界上是不存在苟且的第三条道路的。而如今我也会惊异：一个人是如何被逼到不做英雄就做狗熊的选择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 　　由于是太熟悉的人，所以很少想到要去了解什么，交谈也常常被盐咸茶淡的琐细淹没，于是，最近处的人有时反倒会成为最隔膜的人。父亲的书，为我找到了一个了解他的方式。我生出了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