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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晚辈眼中的茅盾 1981年3月29日,正当我沉浸在爱子——美玉降生的喜悦之中,突然传来了一个叫人意想不到的噩耗——沈老因病于1981年3月27日晨5时 55分在京逝世,享年85岁。 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震惊了。因为我原想等上班后,去看望沈老和韦韬夫妇的,并把我编辑的《茅盾文艺评论集》亲手送给沈老,甚至带上自己的习作,当面向他讨教。可是现在一切都不可能了。沈老走了,永远地走了。 和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的接触,是在1980年初夏。那时我刚走出校门,被分配到文化艺术出版社工作。没想到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茅盾文艺评论集》。领导上找我谈话,嘱咐我到了沈老家要认真工作时,我既兴奋又忐忑不安。 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走进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13号那座静谧的小四合院,来到西客厅,只见那明亮的玻璃窗上挂着紊白的窗帘,在套着浅咖囚咆布罩的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只璀璨晶莹的玻璃杯,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亮,整个环境给人一种雅致宁静的感觉。 沈老的儿子韦韬向我详细介绍了沈老准备收入《茅盾文艺评论集》内的文章篇目,以及对出版的要求。正在这时,我听到院子里有稀稀唆唆的响动声,隔着玻璃窗,我看到一位清瘦的老人,拄着手杖,在一个小姑娘的搀扶下,缓步而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从小酷爱文学的我,自然熟悉沈老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和优美的散文《白杨冖赞》,“茅盾”这个名字,在我的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不知道是由于紧张还是激动,我像孩子似的胆怯起来,呆立在原地。还是韦韬提醒了我:“小杨,出来见见沈老。”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到沈老跟前的,只模模糊糊地听人家介绍说:“这是文化艺术出版社小杨……”以后讲的什么,我全没有印象了。我只记得沈老慈祥地望着我,微笑地点着头。看到他那和善的面容,不知怎的,我忽然觉得有好多话想对他说,可是却一句也没说出来。事后我真后悔,我多傻,连句问候的话也忘了说。 在编辑过程中,我看到部分文章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像《夜读偶记的后记》、《一幅简图——中国文学的过去、现在和远景》等,都是沈老的手稿。当时他习惯用毛笔写在土纸上,字迹异常挺拔、隽秀,一页页手稿就像一张张碑帖,仿佛散发着淡淡的墨香,洋溢出他老人家对文学晚辈的深切关怀与期望。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有些珍贵的手稿,是写在作废了的讲义纸的背面,年长月久,纸已发黄变脆,每次拿去复印时,我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把它们弄坏,可是复印后总难免要磨损一点,真是叫人心疼极了。为这,我在心里曾经悄悄埋怨过沈老,这么重要的稿子,当初,怎么不写在正式的稿纸上?沈老这么节俭,可是在他去世之前,竟一次捐出了25万元的稿费作为文学奖金。 以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常到沈老家去。那阵子沈老身体一直不太好,听沈老的儿媳陈小曼说,沈老每顿饭吃不下一两粮食。每次看到沈老在家人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出庭院,去医院看病,我总是默默地站在一旁,望着他的背影,望着载着沈老的车子沿着长长的胡同远去,我心头感到一种莫名的惆怅。 原稿发排以后,我觉得其中有些说法,因为形势的变化,可能要作些修改。为此,我把想法向沈老提出了。当时沈老正在医院治疗,出院不久就作了答复,同意在原稿的一些文字上做些改动。然而,对于学术上的问题,他很明确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存真,不作改动。”我遵照沈老的意见照发了原稿。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需要勇气的。在我的印象里,沈老一直是一位谨,真稳重、谦和含蓄的长者;然而从这以后,我对沈老有了更完整的认识和更为由衷的崇敬。 1980年8月25日,是我和沈老接触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天。在由我编辑的沈老的长篇小说《锻炼》中,决定采用一幅沈老的照片。那天我们邀请了摄影界前辈吴印咸等同志,到沈老家去拍照。去之前我暗暗想,这次见到沈老,我可有机会向,沈老当面讨教多年来一直埋藏在心底想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了。 当我们如约来到沈老住的小后院时,他已在小曼的搀扶下,立在纱门前等息我们了。那天他身穿浅色毛蓝布正襟衫,足着布鞋,和善而亲切地和每一个前来的同志握了手。在近一个小时的拍照和谈话中间,我曾几次鼓起勇气想向他叙说我们这一代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我的写作愿望。可我看到沈老由于身体过于虚弱,拍宪照,就已经很累了,讲几句话,就要大口地喘息。我实在不忍心再打扰他了,于是,扶他到床上去休息。我小心地搀扶他到病榻前,惊异地发现他的身体竟是这么轻。一股热流冲上我的喉咙。在80高龄的风烛之年,在视力极度减退的情况下,他每天仍然坚持撰写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竭尽全力为人民留下尽可能多的精神财富。“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是,他太累了……还是留着、留着以后有机会带上自己的习作再来向他老人家讨教吧。沈老好像看出我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亲切地望着我。我轻声地说:“沈老,您好好休息吧”沈老微微点了下头。我最后望了沈老—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