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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和的心态进行艾滋病宣传最可取 今年以来，多起艾滋病感染者隐瞒病情或篡改病历就医的事件，让艾滋病患者就医难的问题得到舆论极大关注。然而，在国内庞大的艾滋病感染者背后，有这样一个并不为人所熟知的人群——艾滋病诊治医生。他们说：“生活的复杂性会考验着每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与感染者接触的医师是在灵魂深处工作。” 　　12年前，在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训练的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传染科主任孙永涛，主要的学业是艾滋病临床研究与治疗，那时的他并不是主动选择有关艾滋病领域的研究，而是“在中国肝病是常见的传染病，在美国则是艾滋病”。 　　那时他所在的美国医学院，接受临床训练的传染科医生，“10个人里面，有8个都得接受艾滋病的临床学习”。多年后，也正是这样的求学经历，使得孙永涛成为国内首批艾滋病理学专家。 　　感染率还不如肝病可怕 　　2000年，国内艾滋病患者的人数陡增，而相关医疗救治和设施却无法跟进。这一年，孙永涛从美国回来，当时，“人们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基本处在一种极度恐惧的状态下”。虽然这时，“全国能把这个病看明白的医生不会超过10个”，但孙永涛的专长却没有派上大用场。 　　那时，唐都医院“没有艾滋病专用实验室，更没有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专用药品”。 　　2000年冬天，孙永涛在唐都医院传染科接触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位山西的煤矿打工者。面对这名急需治疗的感染者，孙永涛自己先捐了钱，然后鼓动科室其他医护人员捐钱，终于让这名男子住院治疗。 　　几周后，男子的病情好转后出院。但孙永涛知道，这样的治疗“治标不治本”，因为“医院那时根本就没有艾滋病的抗病毒药品，只能用其他的感染病用药控制一下病情”。一年后，这名山西男子又来求助孙永涛，但最终“也没有挽回他的命”。 　　但这时，孙永涛所在的传染科，已从2000年的每一两个月只碰到1例艾滋病患者，增加到每月接待3-4例的艾滋病感染者。 　　2001年，艾滋病疫情在国内的快速蔓延终于引起政府的重视，孙永涛成为国内首批艾滋病舆情组专家之一。2002年，孙永涛重返美国，“这一次的受训，目的性极强，专为艾滋病而去”。 　　在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一件小事深深打动了孙永涛。一次，一位美国同事要离开学院去另外一家医院工作，临行前大家买了蛋糕一起吃，这时，恰好遇到这位医师的一名艾滋病患者前来看病，患者告诉医师自己身上有皮疹，医师随即揭开患者的衣衫，并将患者身上一块干裂的皮屑揭下后扔进垃圾桶。患者走后，这位医师连手都未冲洗继续吃蛋糕。 　　在一旁的孙永涛吃惊得要死，那时的国内，艾滋病就像瘟疫一样冲击着国人，医师几乎是“全副武装”地看病人，但在美国，孙永涛看见给艾滋病患者看病的医生和艾滋病感染者握手、拥抱这样的动作习以为常，“艾滋病对于医生们来讲还不如肝病可怕”。 　　那次事件，让孙永涛确信艾滋病的传染渠道并不像国内渲染的那样恐惧，“除了母婴垂直传播这种特殊的途径，血液、性传播的可能性最大，而后者，男男同性恋之间传播的感染率较高”。 　　“运动式的宣传”却起到反向效果 　　一个名叫“小鱼”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博客里记录了自己首次看病的经历。那时，他怀着极度沮丧的心情去医院就诊，医生不仅详细询问病情，并主动和他握手。小鱼写道，“这是被确诊后第一次有人主动和自己握手，突然感觉到自己和正常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也可以平等地享受生活”。 　　小鱼遇到的医生正是孙永涛。那是2003年，孙永涛第二次从国外回来，美国医师面对艾滋病感染者的职业态度深深地影响着他。 　　2003年，孙永涛再回唐都医院传染科时，迎来两件大事，一是他在美国申请的国际艾滋病救助基金到位，他所在的科室像模像样地建了艾滋病毒研究实验室；其次，由政府投入的针对艾滋病患者的“四免一关怀”项目开始实施，“患者终于有药用了，而且免费”。但孙永涛一直觉得，在针对艾滋病的态度上，政府在某种意义上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国外，但也许正是“太过特殊的重视”，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恐惧阴霾至今仍未消除。 　　“国内对于艾滋病的宣传太过头了！”孙永涛一直觉得，医生其实都知道，艾滋病对于医生的感染率远远不及乙肝和丙肝，“乙肝的感染率是30%，丙肝是3%，而艾滋病只有0.3%”。 　　但为什么有些医生畏惧艾滋病，在孙永涛看来，“运动式的宣传的结果，更多是在宣传艾滋病的危害”。正是这种逆向的宣传态度也造成了更多医生的心理负担。 　　2012年11月，天津一位叫小峰的患者因为HIV检测呈阳性而屡次被医院拒绝动手术，不得已，小峰篡改病历进入另一家医院手术。实际上，像小峰这样需要外科手术的艾滋病感染者被医院拒绝收治，也是国内目前艾滋病患者主要抗议的内容之一。 　　西安市第八医院传染科主任医师许荣放也是国内较早从事艾滋病临床诊断的专家之一，作为西安市卫生局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专家组组长，许荣放对于很多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