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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结构化解读 　　摘 要 2012刑事诉讼法针对证人出庭作证做了诸多规范，至此，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从整个刑事诉讼法体系来看，这些规范构成证人作证“金字塔结构”，区别于以美国为主的英美法系证人作证“平行结构”。就立法本身而言，“金字塔结构”与“平行结构”均是各自所处的特殊刑事诉讼背景的产物，孰优孰劣难以断言。但是从法律运行效果来讲，“平行结构”能够在特定的刑事诉讼背景下运作自如，一方面能保证较高证人出庭率，另一方面能切实维系特殊群体间的关系。“金字塔结构”则略显劣势。 　　关键词 刑事证人作证制度 金字塔结构 平行结构 　　作者简介：张慧，四川大学法学院2012级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061-02 　　2012刑事诉讼法首次就证人在何种情况下出庭、强制出庭、强制出庭豁免以及证人出庭作证保护和补助等做了详细规范，新法颁布后理论界便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探讨。梳理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多数研究是以“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为中心展开的论证，对修法后整个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变迁及运行欠缺关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以及制度内部各规范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框架性解读。 　　一、证人作证制度“金字塔结构” 　　修法后，我国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由零散化走向体系化。纵观整个2012刑事诉讼法架构，有关证人作证的规定见于刑事诉讼法第60条作证义务、第61至63条证人保护与证人补助、第187条证人出庭作证以及第188条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之规定，其中第188条包含了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争议点――“近亲属”强制出庭作证豁免。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的“近亲属”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刑事诉讼法中的近亲属。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6项之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同胞兄弟姊妹，而享有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的主体仅限于配偶、父母及子女。新法颁布后，学界普遍用近亲属指称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权利主体，笔者认为这种表达欠缺严谨性，故加引号以示区别。 　　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研读新法之规定，不难看出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层次体系： 　　其一，证人负有作证义务是基本前提。不管证人是否出庭，只要属于法定的证人范畴，就负有作证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第60条之规定，除了生理、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且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外，凡是指导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其二，证人出庭作证是例外。2012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证人出庭作证，有学者对此大加赞赏，认为这将解决困扰中国刑事诉讼实务界多年的证人出庭率低瓶颈，笔者对此持保留态度。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体系来看，证人出庭作证仅是例外情形，原则上证人仍无需出庭作证。笔者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2012《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严格的限定，只有同时符合三个条件，证人才有必要出庭作证：第一，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第二，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第三，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换言之，证人出庭作证并不是无条件的，并且证人是否出庭作证最终取决于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证人出庭作证并非常态。换言之，在负有作证义务的所有证人中，仅有部分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其三，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对其采取包括训诫及十日以下拘留在内的强制措施，强制其到庭。 　　其四，在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如果有出庭作证义务的证人确系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及子女的，证人享有强制出庭作证豁免权，也即不受人民法院强制到庭的约束。 　　至此，依据我国有关证人作证制度，特殊群体可以不“出庭”，但必须“作证”，这就构成的典型“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证人作证与证人出庭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出庭与否并不影响证人作证的义务。强制出庭作证豁免仅指出庭豁免，而不包括作证豁免。从规范的价值层面分析，证人履行作证义务是为了发现案件事实，证人出庭作证（包括强制证人出庭）是基于保障被告人质证权的考虑，而强制出庭作证豁免则是为了维系良好的家庭关系，维系社会稳定。规范上的“金字塔”结构也就决定了价值选择的优先性。显然，在我国证人作证制度的特殊结构中，案件事实的发现仍是基本、首要的价值，质证权的实现以及家庭关系的维系须以发现案件事实为基础。当出现价值冲突时，案件事实的发现首当其冲，另两个价值则成为可选择性的。保障这种价值优先性的规范设计则是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特殊证人的豁免权。简言之，2012刑事诉讼法在证人作证制度上显现出了其立法规范上的进步性，但是在法的实施层面，保障被告质证权的强制出庭作证规范以及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