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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线人侦查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 　　摘 要 2013年3月26日浙江杭州“5?19强奸致死案”的平反向社会暴露了我国刑事侦查行为中的种种弊端，本案中一个神奇的警方线人袁连芳成为酿成冤案的关键。如今，线人侦查作为技术侦查的手段之一，新修改的刑诉法已确立了其合法地位，而诱惑手段作为线人侦查方式中的一种，具有其特殊性。本文将从线人身份与诱惑方式两个角度切入，重点通过对不同诱惑侦查方式的探讨，简要论述线人侦查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 　　关键词 线人侦查 诱惑侦查 证据能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作者简介：张冰茜，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133-02 　　2013年3月26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再审程序对十年前杭州发生的一起“5?19强奸致死案”进行不公开审理，对该案被告张辉、张高平侄叔俩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在此次庭审过程中，张辉、张高平及其辩护人均指出，两被告在被刑事拘留后长时间非法另行关押，两人的有罪供述包括指认现场的笔录系侦查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侦查机关违法使用张辉的同监犯袁连芳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参与案件侦查获取有罪供述。无独有偶，在河南马廷新故意杀人案中，也出现了同监犯袁连芳采用类似的方法协助公安机关获取有罪供述，同时又以该同监犯的证言作为证据。正是这个神奇的线人促成了数起冤案。 　　刑讯逼供、欺骗、诱惑等违法取证行为是导致冤案的毒瘤。细致分析此案的始末，我们就会很容易发现，正是因为各种非法取证手段，才导致了冤案的发生。其中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侦查机关居然利用同监犯袁连芳对两位无辜的公民使用暴力、引诱等方式获取有罪供述。袁连芳不仅是一个罪犯，他也是警方的线人；其取证的方式不仅有暴力，还有引诱。由此涉及到两个问题，即线人身份和诱惑方式，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也是辨析线人侦查与诱惑侦查的关键。 　　一、线人侦查与诱惑侦查辨析 　　新刑诉法第151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根据本条规定，我国在法律上已经承认了秘密侦查的合法性，线人侦查作为秘密侦查手段之一，在法律上已经取得了合法地位，但是对于诱惑这种方式，又显得比较慎重。 　　线人侦查，是指警方为了使侦查便利有效而隐秘性地发展安排人员掌握犯罪动向、了解犯罪情况、获取证据的侦查方式。线人侦查侧重于身份上的界定，在我国警方线人可被分为“在基本群众中物建的、在有过违法犯罪经历和受过打击处理的犯罪人中物建的和在现行犯中物建的三类。” 线人侦查的概念并没有表明侦查采用何种方式，根据实践中的做法，线人可以简单地实施监督行为、举报行为、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也有可能采取诱惑的方式进行侦查。 　　诱惑侦查，“是指刑事侦查人员以实施某种行为有利可图为诱饵，暗示或诱惑侦查对象暴露其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行为，待犯罪行为实施时或结果发生后，拘捕被诱惑者。” 我们可以发现，诱惑侦查侧重于侦查方式上的界定，它可以视为线人侦查中的一种侦查方式。 　　鉴于以上区别，笔者将从线人身份和侦查方式两个角度探讨其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 　　二、从线人的身份角度分析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 　　笔者认为，非警员身份的线人采用诱惑侦查之外的方式进行侦查，比如定时或随时汇报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发现犯罪线索及时报告等侦查行为，线人本身并不存在取得证据的余地，因为此时线人已成为见证犯罪行为的证人，如果该侦查行为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那么此种情形下的线人在必要时最终可以以证人的方式出庭作证，其证人证言是具有证据能力的。 　　但是，不排除有非警员身份的线人具有较高的侦查能力，如果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应当有警方的指导与授权，因为线人本身就始终处于警方的掌控中。此时，非警员身份的线人采用诱惑侦查的方式，其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笔者将统一在下文中探讨。 　　三、从诱惑的方式角度分析取得证据的证据能力 　　（一）诱惑侦查与诱惑取证 　　要理解上述两概念，笔者认为首先要分清侦查行为和取证行为。在我国，侦查行为既包括侦查人员进行的干预色彩强烈的专门调查活动，又包括为防止现行犯、犯罪嫌疑人继续犯罪、逃跑、毁灭证据或自杀等而采取的具有预防色彩的强制措施。而证据是指可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取证行为简单来说即指获取这些材料的行为。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简单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侦查行为与取证行为不可能截然分开但又会有一定的界限，特别是在诱惑侦查中，侦查行为可能发生在犯罪行为之前，延续于犯罪行为之中，侦查过程本身会包含着一系列的取证行为，比如在侦查毒品犯罪过程中未抓获犯罪嫌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