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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相李斯的法律思想看秦王朝兴衰发展 　　摘要：李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学家，在秦朝法治思想史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李斯的辅佐下秦始皇灭六国，实现大一统；在李斯的辅佐下秦二世胡亥暴政而亡。笔者通读大量的文献，探讨一下秦国的兴衰与丞相李斯法律思想的关系。 　　关键词：秦朝法制思想法治 　　中图分类号：E221文献标识码： A 　　李斯，姓李名斯，字通古。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嬴政灭诸侯，成帝王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在李斯辅佐下秦王嬴政逐步统一六国，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统治，秦王以斯为相。在李斯的辅佐下，秦始皇“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制定了大量的成文法，希望使民众“欢欣丰教，尽知法式”从而达致“六合之内，常治王权”之效果 　　一、 秦始皇时期李斯的法律思想 　　 　　秦王嬴政统治时期主流的治国思想是法家思想。李斯早年同韩非一同师从著名思想家荀况，深受韩非变法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法是社会生活中的度量衡，是调整人们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是判断是非功过和施行赏罚的客观标准，因此他常常把法比作规矩、准绳、度量衡。秦统一六国之后，李斯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法令，并使各项的社会生活都受到法令的管理与限制，施行以法治国，这是李斯法治思想的核心。在李斯看来“法治”优于礼制，它是一种划时代的治理国家之道，他认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有法。用现代法治理念来理解：必须有法可依，“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但立法绝不可随意立法必须遵守一定的原则：一，法必须因时而立。即法必须依当时秦国的国情与历史而定，不可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二，法必须“因人之情”，“令顺民心”即立法必须要符合人们“好利恶害的本性，顺应“与民分货”的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要求。三，考虑人民是否力能所及，“毋强不能”否则“令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令费。“使于人之所不能为”则“其事败”。[徐畅：《试论秦朝法治思想进步性》法制与社会，2007.04]在这一立法思想指导之下，李斯制定公布了大量的成文法，为了推广普及法律条令，采用了以吏为师的方法，让每个官吏都有解释法规，法令的义务。除此之外李斯主张尊君抑臣，废藩设县，他认为周王朝之所以内争不止，内乱不断，主要原因是因为：“主上卑而大臣重，主失势而臣得国。”换言之“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同上]因此“权者君之独制也”。君主应掌国家大权，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此外他在驳斥王绾的分封王侯建议时，主张废分封设郡县，指出：“周分封子弟甚众，但后属疏远，相攻如寇仇，诸侯更相互诛伐，天子不能禁，以致天下大乱。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王朝在李斯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二，秦二世时期李斯法律思想的发展 　　 　　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李斯的法律思想已经超出了原有法家思想的范畴，片面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它不可能是万能的，有其滞后性，不可能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诚然法作为人类阶级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把它的作用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 　　这一时期“崇法尚刑，轻罪重刑”是李斯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重刑是力量的源泉，也是禁奸止邪的根本，可以导致“无刑”，按当时秦国法律“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类似于初民社会犯罪犯罪集体负责制的诛连措施，使得人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时都有身陷刑狱之险。胡亥统治时期，在施行严刑峻法方面比以前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以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劓鼻盈，断足盈车”。李斯以及胡亥认为：重刑有利于维护等级秩序，防止犯上作乱，因为“刑重而不敢以贵易贱”。重刑也可防范犯罪，禁奸止暴。之所以“禁奸止过莫若重刑”，是因为“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而国无刑民，故曰明刑不戮。最后重刑也旨在“藉刑以去刑”，因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史记 李斯列传》中有关于李斯上书胡亥的描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则必罚之加焉，商君之法因刑弃而灰于道。”李斯后期的思想过于激进，焚书坑儒，实行愚民教育，否定了道德教育的作用，过分迷恋法治。最明显的莫过于当胡亥派使者问李斯，你贵为三公，天下乱到这程度。而且你的儿子有直接的责任，“如何令盗如此？”李斯害怕了，于是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