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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家暴中人身保护令的适用及其改进 　　摘 要 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制止，离不开多元化的防治体系和救助网络。人身保护令制度，作为反家暴的司法干预模式，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已为各国司法实践证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家暴受害者的人身权益。然而，由于传统观念的落后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人身保护令制度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尴尬。本文基于实证，结合相关理论，提出“人身保护令”在我国适用的反思及其改进。 　　关键词 反家暴 人身保护令 司法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7-193-02 　　一、反家暴中传统救济模式的困境 　　家庭暴力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但是由于其具有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从我国的社会实践上来看，家庭暴力的现象非常的普遍。对于家暴受害者来说，寻求救济的方式往往是社会救助和法律救济。一方面，现有的社会救助在反家暴中力量不够强大，未形成体系化，依靠道德感化，缺乏强制约束力，发挥的救济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在传统的法律救济方面，尽管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通过人身损害赔偿、诉讼离婚、刑事自诉等方式进行救济，但是这些救济途径往往是事后的救济。由于传统司法救济途径在反家暴中的滞后性，受害人往往是在人身、精神等方面遭受了严重伤害和巨大痛苦之后才能得到救济，而对于家庭暴力的防治，关键是要保护受害人的人身安全免受伤害，因此反家暴中事前的预防、事中的及时制止显得尤为重要。 　　二、人身保护令制度在反家暴中的司法适用 　　“人身保护令”是指“对被害人采取保护性措施，包括以裁定的形式采取民事强制措施，保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具体来讲，是指曾遭受家庭暴力或正面临家庭暴力的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由法院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施暴者与受害者在一定时空内接触。 　　人身保护令制度作为一项事先法律救济机制，能够更为直接有效地保障家暴中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具有家暴受害者保护和施暴者行为纠错的双重作用。同时，这种救济与传统的事后惩罚措施相比较，并没有排除受害人行使其他的民事或者刑事救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近年来，有关家庭暴力的防治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人身保护令作为反家暴中的一种救济手段在司法中的适用，为家暴中受害者带来了福音。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发布了《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初步规定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制度。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选取了9家基层法院试点推行人身保护令，将指南作为审理相关案件的重要参考。同时，由中国法学会制定的《家庭暴力防治法》专家建议稿中也对人身保护令制度做了相应的规定。 　　如果说，此前关于“人身保护令”的相关规定并非正式立法，其效力有待进一步考证，那么修改后的新《民事诉讼法》则为“人身保护令”赋予了法律身份。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对诉讼保全适度进行了较大的改动，将第九十二条第一款改为第一百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于可能因当事人一方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使判决难以执行或者造成当事人损害的其他案件，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对其财产进行保全，责令其作出一定行为或者禁止其作出一定的行为；当事人没有申请的，人民法院在必要时也可以裁定采取保全措施。” 　　很明显，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将行为作为诉讼保全的内容，这意味着人身保护令已经摆脱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人身保护令也将随之在全国各法院正式推行，可以更大范围的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事前的法律保护。2013年2月3日，持续一年多的“李阳家暴”离婚案在北京市朝阳法院一审宣判。法院根据Kim的申请，依据新《民事诉讼法》向李阳发出人身保护安全裁定。 　　三、人身保护令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及缺陷 　　随着人身保护令制度在《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及其在实务中的推进，我们在欣喜之余，也发现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诸多不足及缺陷。通过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实地调研，我们了解到目前各试点法院基本上仍是以《指南》第三章对人身安全保护措施的规定为依据，暂不考虑其效力问题，从人身保护令的实体内容上看，其范围过窄，内容单一；从人身保护令的程序规范上看，人身保护令申请的时间受限、执行主体权责不明以及相关的法律惩罚措施不完善。 　　（一）人身保护令的实体内容 　　1.人身保护令范围过窄 　　我国的《指南》第一章界定了家庭暴力的概念，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并且仅限于身体型暴力；另外，《指南》规定的保护令只有在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才能适用。也就是说，只有在夫妻之间提起诉讼离婚并且涉及家暴时才得以适用人身保护令。然而，有关性暴力或者精神暴力均不得适用，非夫妻关系的同居者也不得适用。这些限制性规定无疑提高了人身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