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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吴 蔡 体 赵维江 对于金元词史上的北宗体派来说，有着开宗立派意义的创作实绩当属金初出现的“吴蔡体”。“吴蔡体”一语在今存文献中最早见于元好问《中州集》： 百年以来，乐府推萧闲与吴颜高，号“吴蔡体”。 所谓吴蔡体，实指由金初词人吴激、蔡松年所创立的一种词体范式。“体”是古代文论中的一个意义广泛的特定概念，用在具体作家作品批评中的“体”，与作为文学体载之“体”的“体”内涵不同，主要意义大致有两层，一是指具体创作中体现着独特的艺术表现方法，具有鲜明风格特征的作品体式；二是指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体派”，在此其用法显然属于前者。吴、蔡的创作被称为“体”，也就意味着它具有了一种词体新变的意义，同时也标志着金源词坛上属于自己的词体派系的形成。因此，研究吴、蔡（主要是蔡松年）的创作和考察词体艺术的流变过程，对于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描述北宋后词体文学的发展脉胳，对于正确地认识和评价主要产生于北方地区的金元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从东坡体到吴蔡体 任何创新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建立金国的女真族虽然起源于白山黑水间，但金源文化包括诗词创作却是直接承继了北宋的传统，所以了解吴蔡体也必须追溯到北宋词坛。 吴激（？—1142），字彦高，号东山，建州（福建建瓯）人。宋宰相栻之子，米芾婿。宣和四年（1122）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间使金被留，累官翰林待制。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今河北深县），到官三日卒。吴激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中州集》载：“工诗能文，字画得其妇翁笔意。”蔡松年（1107—1159），字伯坚，号萧闲老人，真定（河北正定）人。宣和末，从父蔡靖守燕山府，兵败降金。天会年间，授真定府判官，仕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正隆四年（1159）卒，谥文简。从吴、蔡的生平可知，二人本为“宋儒”，后虽入金，但与北宋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文化根基包括词学功底自然也当发端于北宋。 关于吴蔡体与北宋词坛的关系，历来为论词者所注意，近人陈匪石《声执》论述最明确： 金源词人以吴彦高、蔡伯坚称首，实皆宋人。吴较绵丽婉约，然时有凄厉之音。蔡则疏快平博，雅近东坡。 陈氏所指出的吴词与北宋婉约词和蔡体与北宋豪放词的关系，大体是正确的，不过吴词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东坡词的影响，本篇下文将谈到这点。也就是说，吴蔡体的产生与北宋词坛苏轼的创作是分不开的。吴熊和先生说得更明白：“北宋灭亡之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北派“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 东坡词的出现，在词体艺术发展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评述道： 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以清切婉约为宗，至柳永而一变，如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如诗家之有韩愈，遂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 《提要》所云十分简要地指出了苏词的词史地位，只是它没有注意到苏词对金词的影响，而辛弃疾实际上是“由北开南”的词人，下文将予详述。苏轼词的最大功绩在于为词坛贡献了一种全新的词体样式──东坡体，“东坡体”不等同于“东坡词”，其外延为东坡词中具有词体革新意义的那部分作品。东坡体最明显的特征自然是其以“豪放”为特征的鲜明风格，苏轼可称为东坡体的作品，正如胡寅所言“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眉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此外题材的拓展、意境的扩大、语言的更新、音律的灵活等方面都显示了其与传统词体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作品中主体精神的强化和突出。总之词体的整个话语系统在东坡体中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即呈现向诗体靠拢的趋势，可以说东坡体的根本精神是“以诗为词”。 苏轼辞世后不到三十年，北宋王朝为金源所亡，但是苏轼的学术思想和东坡体精神却在金源国土上得以延续并被极度张扬。靖康之变，南北分治，文学创作也因之而各呈风貌。北方金源统治者出于“正统天下”的需要，有意识地学习和引入汉文化，促使了传统儒学的复兴，由此重道务实的“苏学”适得其所，被文人士大夫广泛接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清人翁方刚所称：“程学盛南苏学北”。金源文人对于东坡的仰慕，包括了对其政治主张、哲学理论乃至整个人格理想的颀赏与推尊，更体现为对其诗词、文章、书法等艺术创作的崇拜与追摹。赵秉文《东坡真赞》诗“裹粮问道往从之”句，正是金源文人这种尊苏心态的形象表达。苏学之于金源学术，最大的影响还是在文学上，尤其是其词的创作，直接秉承苏轼所创立的言志之体及其所特有的刚健之气，形成了鲜明的北宗风范。词的“应歌”功能在北方的迅速衰微，北方民族崇尚豪爽之气和刚健之美的文化心理，都促使金源词坛对以“豪放”为基本风格特征的且具有明显徒诗化倾向的东坡词的认同。作为文坛领袖的赵秉文和金源最重要的批评家王若虚均有以东坡词“为古今第一” 之论，而在一般文人士子中，尊苏学苏更是蔚然成风。据《中州集》载，金初士人马定国，在北宋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