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资跨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基于中西部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docVIP

内资跨区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西部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摘要：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影响跨区内资在中西部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集聚效应因素、地区创新能力和内资流入规模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流入规模负相关。就中部而言，创新能力因素对跨区内资的区域分布有显著正向作用，对西部来说，集聚效应因素、地区创新能力、基础设施水平和政府效率因素对引入内资规模均有较好的解释力。 关键词： 内资 区位选择 面板数据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资本要素投入的不足，但是本地资本供给能力有限，因此中西部各地区开始把招商引资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而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率先发展起来地区的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有大量的富余资本，随着国内区域之间市场堡垒的逐步被打破，在利益的诱导下，大量发达地区的资本纷纷投往相对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成为近年来我国内资跨区域流动的主体。 根据近年的统计数据，投向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境内资金一般为当地引进外资的十倍以上，在招商资金总额占有绝对优势，然而，和引进外资一样，内资在中西部地区不同区域之分布也十分不平衡，如2010年引入内资最多的省份是安徽，实际利用内资超过6000亿人民币，而青海还不到200亿人民币，这种内资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要求我们对内资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区位选择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传统区位理论把企业的区位选择差异归因于运费（Thuene，1826；Weber，1909；Losch，1940）、要素禀赋(Ohlin,1933)以及地方政府的税费优惠(Keeble和Walker,1994)等关系企业生产运营成本的外生因素。具体来说，影响运费的因素包括和生产营销相关的区位以及和运输效率有关的交通基础设施水平，传统要素禀赋因素则包括劳动力、土地以及自然资源的充裕度和价格水平。 传统区位理论以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定为主，即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减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Krugman ( 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 NEG), 认识到收益递增和市场的非完全竞争结构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作用，突破了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本假定，更加关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并存的现实世界中的区位选择问题，通过在D-S框架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问题的研究, 新经济地理学派系统分析了集聚经济因素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事实上，100多年前Marshall（1890）就分析了集聚外部性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他认为企业定位于同类企业较为集中的区位可以获得知识外溢、稳定的专业人才市场和中间投入共享等外部性收益。在马歇尔的基础上，Hoover(1948)把集聚效应称为“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ies)，强调了由于产业集聚所产生的纯技术外部性。与技术外部性 相对应，Scitovsky(1954)把与供需相联系并通过市场价格调节机制而带来的好处称为货币外部性。Krugman等人认为，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货币外部性也是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外部性和货币外部性的相互作用会产生“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从而集聚效应被持续放大。NEG同样指出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也就是说,随着运输成本的变化,企业和个人会依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和福利最大化原则进行区位选择,最终导致新的区位均衡形成，不过NEG中的运输成本是广义的,包括狭义的运输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等决定资本和要素移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的总和,即冰山成本[1]。 在国内企业区位选择方面，金祥荣、蔡一庆（2004）通过建立局部调整模型对一年期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民间投资状况进行了计量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本期民间投资与前期民间投资数量、市场容量及基础设施水平都呈现正相关关系,而与政府规模呈现负相关关系[2]。刘修岩和张学良（2010）使用泊松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根据2004-2007年间中国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对集聚经济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企业区位选择中集聚经济效应的显著存在性[3]。 国内大量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实证的研究也验证了上述相关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黄肖琦和柴敏（2006）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所揭示的贸易成本、技术外溢、市场规模以及历史投资规模是外商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4]。金少胜，德永澄宪（2010）实证研究在华日资食品企业的区位选择时发现本地市场规模对企业投资进入具有正的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