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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论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三个特质 市场经济是一种被资本分离开的生产和消费通过市场来实现其统一性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这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总体平衡必须通过阶段性的不平衡运动即间歇性的周期经济波动来推动。邓小平认为，经济发展不仅要从非均衡向均衡的横向展开，而且从纵深上要呈现“台阶式”上升。他把中国经济发展比喻为台阶，要一步一步地往上跳，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跳上一个新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他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3 ］（p.375） 但是，跳跃式发展很容易使人想起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1958—1959年两年“大跃进”，中国工业生产提高了110％， 结果是伤筋动骨，花了五年的时间调整才慢慢恢复元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也是一个飞跃，1984—1988年的5年间，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21. 7％，出现了经济“过热”，治理整顿花了三年时间。这两个“飞跃”是否有相似之处？邓小平对此进行了分析并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五年的加速发展尽管也带来一些问题，但与“大跃进”的问题性质不同，所取得的成绩则是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台阶。 邓小平的发展理论认为，能发展就尽量搞快些，出了问题再整顿，这比四平八稳，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好，“台阶式”发展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他还把这种考虑的根据归纳为三条：一是出了问题再整顿，只要这个问题没有伤筋动骨，就不会回落到起点上去，而是站到一个新的起点，登上一个新台阶；二是经济上了新台阶，手头上的东西多了，出了问题也好解决；三是不出问题的低速度要出大问题，而这样的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既然“台阶式”发展模式是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那么无论从解决就业，消除贫困，还是从调整结构，压缩泡沫来看，目前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惟一出路是加快发展。绝不能因为一时的“萧条”就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停滞阶段。中国是一个人口增长速度快于工业化发展速度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遇到和将要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现在经济学界一般热衷谈论的凯恩斯政策，实际上是两条：一是增加政府投资，二是改变社会预期。两者相比，增加投入不过是手段，社会预期才是理论分析的基本点。［8］但在运用西方经济分析工具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基本国情。如果只是注重增加政府投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政策对社会预期消极影响的话，经济还是难以启动，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从启动社会预期，实现经济新一轮跳跃式发展来说，我们必须加深领会和进一步强调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 三、发展本质的全新揭示 现代经济发展史，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获得长期高速增长，其内在的推动力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微电子、生物工程、新型材料和航天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不仅直接带动了产业部门的高度发展，而且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说，人类面临的21世纪，高新技术产业是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也是中国跨世纪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文化落后，要摆脱传统状态，只要照搬发达国家早期发展战略就行了。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就是以gnp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显然也是过分强调了科学技术发展条件的特殊性，他认为：“先进技术是适应先进国家的特殊条件——如高工资，资本相对于劳动比较充裕，大量熟练的技术人员等——而被发展起来的。这些条件在比较贫困的国家并不普遍存在。”在他看来，阻碍穷国前进的文化和经济障碍成百上千，穷国只有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而不可能发展和运用高新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1］（p.1377—1378） 其实，对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任何一方面的过分强调都会出现偏差。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建设最困难的时期就提出过：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6］（p.480—481 ）谙熟辩证法的邓小平更是从一般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角度，对国情作了透彻的分析，十分坚定地指出，中国现在固然还很穷，但是，“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3］（p.183）又说：“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4］（p.86 ）他敏锐地观察了世界科技发展的大趋势，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必须发展高科技尤为关注，强调这是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他指出：“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