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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史笔记：汉唐 一、外缘 （一）历史脉络：汉唐两次盛世，而中持续百年乱世，内部争斗与胡族压力并存 （二）政制特征 1.汉代完成集权体制的构建，又设置了相权以规范权力的运行，唐代重新一统后仍然延续了了这一架构 2.传统贵族势力在汉初基本被打破，却又养成了新的类似贵族的士族门阀，到隋唐推行科举等制度之后才有改观 3.士风演变：（1）两汉经学“体制”下士风的扭曲；（2）魏晋名士（野）与士族门阀（朝）的个性张扬与堕落；（3）隋唐盛世的浪漫精神 4.三教鼎立的意识形态格局 二、黄老道家 （一）思想结构：立足现实经验，取法老子道论（但“道”的指向已经发生了变化），将之运用于现实政治。实为阳道阴法，因为没有了个体的精神自由；但其优于先秦法家之处则在于“利民为本”。 （二）《黄帝四经》 1.道论：（1）虚无恒一之天地本源，具体事务也因之而获得各自的规定性；（2）化生万物循一定规律；（3）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 2.政治伦理：（1）人可执道，亦应执道；（2）运用“柔弱不争、相与相成”等原则时重视“时、度”，即要与客观现实相适应；（3）“刑名法术”与“无为而治”相融合 （三）《淮南子》 1.道论：对道的描述与《黄帝四经》类似，基本属于老子本意，但有一些发挥，如在生成过程上更细致（对立面的辩证运动） 2.政治伦理：（1）强调因顺自然（循理），而此自然并非自然界的自然，也非形而上的自然，而是现实社会政治的“自然”；（2）“无为而无不为”，并非纯任自然，而是有“循理而举事”的主动造作；（3）摒弃“私意、嗜欲”，但并非彻底消弭之而令个体达到精神自由，而只是避免其干扰政治；（4）由“道”之“极则反”这一原则论“圣人事穷而更为”，强调“法与时变、礼与俗化” （四）历史地位 1.创新之处：（1）道法融合之体系而以民为本；（2）在将道政治功利化的同时又不废道的超越性（在法家则完全沦为术）；（3）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道”的认识与实践的主体性 2.历史影响 3.《论六家要旨》对其的评价：（1）吸取五家之长；（2）社会政治上循理举事，事少功多；（3）个人修养上形神安定，可长生久视 三、董仲舒（附谶纬神学） （一）思想结构：为给价值寻求超越现世经验的保证，并回应当时政治、文化大一统的现实问题，借《公羊》等今文经典，以意志之天及其主宰性为中心，将先秦儒学神秘化，建立之“天人合一”思想体系 （二）天人合一 1.天的内涵：至高无上，具有意志与人格的造物主，但天之所为有所至而止，故有人事 2.宇宙秩序：（1）天地阴阳五行及人合而为十；（2）自然界在阴阳、四时、四方、五行等天道基本范畴的结构下得到统一 3.天人关系：（1）为人者天，天人相与；（2）人副天数（身犹天：个体身心在数的方面与自然秩序相符）；（3）人理副天道（社会政治秩序源于天并与天道一致）；（4）天人感应（同类相动），个体或社会政治皆然；（5）人应继天为善，禁天之所禁 （三）人性论 1.性的界定：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将人性作实然的理解，故人道之善为应然） 2.性的内容：与天两有阴阳一致，身亦有贪仁之性 3.善的成立：（1）与天禁阴一致，人也应禁其贪性，即“乘教栣性”；（2）善出性中而性未可为全善，故善是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亦即为善在人 4.教化“暝而不觉”的万民是受命于天的王者的使命（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5.性三品说：以上所论皆是“中民之性”，“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不可以名性 （四）深察名号 1.名号之来源：圣人所发天意，主要指事（而非物），事顺于名、名顺于天 2.名号关系：号为纲、名为目 3.名实关系：（1）名相对于实具有独立性（“名非所始”），作为伦理规范与政治秩序的价值准绳；（2）可沿名求实（“随其名号以入其理”）；（3）诘其名实观其离合，令实副于名（非名副于实） （五）社会政治思想 1.一切社会伦理、政治秩序都源于天，与阴阳五行的天道相合，“尊天受命”（伦理秩序中每个特定的位置之合理性最终都归于天） 2.君王是天人贯通的中心环节，具有道德与天意的双重权威，这一面为其权威之合法性给出了说明，一面也赋予了君王应然的道德义务 3.政治、思想大一统：《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4.史观：（1）奉天法古（天不变道亦不变）；（2）借“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解决历史不变论难以调和的现实变化问题 （六）历史地位 1.创新之处：（1）构建一套完整回应价值诉求并适应现实政治的体系；（2）天人贯通，又为“人事”留下了空间；（3）扭转荀子以来直至淮南子的在经验的现实功利中寻求价值信仰的倾向，回归超越价值，遗憾之处是走向了神秘化；（4）名实关系方面，从经验主义的“名副于实”回归到孔子的“实副于名”，以此保留对现实的批判性；（5）人性心论；（6）历史不变论与历史循环论的融合；（7）儒学神学化，儒学因之而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