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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智慧应用于企业战略与人力资源管理　中国企业从改革至今，经历了设备引进、技术改造、人才引进、制度改良、管理全盘西化、在越来越不是滋味情况下又文化寻根的无奈过程，也就是说，从开放之初的农业时代延续，到上世纪80至90年代迎接工业时代，再到上世纪90年代末信息时代的挑战，至21世纪，才真正迎来了中国管理时代，短短30年，我们经历了三级两跳，频繁遭受着管理不适应和灾难。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采用现代企业制度，在此过程中，西方的管理模式在早期是非常实用的。可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又发现西方管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成了鸡肋。在管理理论发展上，成功学热没有带来成功管理；战略热与实际偏差较大，要么超前、要么落后于实际；精细化管理又使企业跌入漩涡；推行中国式管理，试图解决文化冲突，效果并不理想；基于市场定位的蓝海战略，短时间就使企业又陷入红海竞争； 大力砍掉成本的普及成本管理，因不得法而降低了团队人气和作战能力；基于职业化团队建设的人才战略也因水土不服，带来了极大的不适应。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寿命从平均6年，很快缩短到3.5年，直至2.9年，企业家们心急如焚。中国本土企业在企业管理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掌握适应中国人思维习惯的本土化管理方法以及企业如何预防未来灾难的方法。　文化基础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企业管理就会有差异。大致说来，东西方企业管理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东方宣扬集体主义，西方崇尚个性张扬；东方讲究人际关系，西方推崇科学思想；东方重伦理，西方尚法制；东方管理意在引导，西方管理旨在防范；东方企业鼓励以厂为家，西方企业则主张工厂只是工作的场所，等等。　易经智慧应用于企业战略管理上，总的来说，东方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综合，而西方思维方式的显著特征是分析。东方思维方式从综合出发，认为万物归一。正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西方古代哲学讲的则是原子论，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一种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物质微粒，其根本属性就是实在性。东方文化倾向于从整体看问题，而西方文化则倾向于关注个体和局部。就拿国家这个名词来说，中国原来就这么一个词，其含义笼统而丰富。而西方则分几种说法：一是state，对应的是国家机关；一是counitry，对应的是疆域；一是nation，对应的是民族。东西方综合与分析的思维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认为对立双方的和谐统一是最重要的；而西方则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老子特别强调和谐，孔子讲 中庸之道。而赫拉克利特则特别强调斗争，强调双方的对立。这说明，东西方思维的侧重点不一样，东方重合，西方重分。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体现在对天人关系或者说主客关系的认识上。东方文化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而西方则是天人相分。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个体与群体的一致、和睦、协调的关系。无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还是在社会组织管理及人际关系上，东方文化体现出来的都是天人合一、整体和谐与中庸平和的特征。　西方文化倾向于天人相分、主客相分。长期以来，西方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是二元论，认为世界是由物质和精神两个各自独立、性质不同的本原构成的。伴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过程中的胜利，科学精神与理性分析亦得以发扬光大，在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影响到了包括企业管理在内的诸多人类行为。　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有了组织，就产生管理。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稍具管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有了组织，就产生管理。在西方，最早出现的重要组织是政府、教会和军事机构，西方关于领导、指挥、协调、控制和职能等管理学方面的专业概念，都是在这些组织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国家和教会是两个各自具有不同势力范围的独立机构，它们分别发挥着不同的社会管理功能。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生产和现代企业的出现，人越来越被只当作劳动力来使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将人作为社会精神存在物和生产者分割开来的观点，即认为企业只是工作的场所，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只应该在工作场所之外。这种传统观念，直到今天还是西方企业管理中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之一。　　中国传统是一种一元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先秦之时，诸侯林立，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灿烂繁荣。秦统一中国后，把军、政、财、文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或皇帝手中，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随着封建统治的日益完善，不但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被统进了政治之中，最后就连人们的伦理道德，情感心性也被同政治统治紧密结合在一起。至宋代时，经过儒学家们的努力，终于构起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系统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不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