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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西方话语作者：霍伟岸 刘晨 中国二十世纪早期的开明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传统的关系自七十年代以后才成为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1]到现在，多数学者都同意，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知识分子拼命想摆脱传统拥抱西方，但始终未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2]传统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这些早期自由知识分子对西方观念的认知与取舍？这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题目。不同学者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这个论题，从而建构起面貌多变的思想人物形象，描画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思想史图景。本文将对在这一蕴涵了丰富的思想史灵感的论题下产生的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一简要的评介。这三部著作分别是：史华兹的经典研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黄克武的新著《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以及刘禾独辟蹊径的《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 史华兹最早提醒我们注意一个西方的观念或词汇在西方思想脉络中的意义与其搬移到中国后在中国思想脉络中的意义是有许多重要的差别的，而且这种差别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思想史上一些有意义的问题，或者说这种差别本身就是造成这些思想史问题的重要原因。这种问题意识提示我们一种关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即墨子刻所谓的开箱取物。这个比喻是说，一些重要的西方观念或词汇就像一个大箱子，西方人和中国人在里面放的东西并不完全一样。于是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开箱取物，再分门别类，以辨清两者的异同。否则我们就无从知道如严复等开明知识分子的自由或民主观念是他们所接受的西方观念，还是其固有理想在西方观念上面投射的结果。[3] 史华兹和黄克武的著作都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所不同的是，史华兹的比较是粗线条式的，我们从他以一本一百多页的小册子就讨论了几乎所有的严译名著就可以看出来。当然史华兹的研究仍然是有相当深度的，他抓住寻求富强这一个主题，发现严复在将弥尔的自由思想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将其关于个人自由与个人尊严被视为终极价值的一面丧失掉了，而只是关注到自由的工具主义价值。[4]史华兹的著作至今仍是严复研究中最有份量的一本，其影响力既体现在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又体现在他所开创的研究方法上。 但近年来，史华兹的结论已经遭到不少置疑，尤其是关于严复不了解弥尔关于自由的终极价值这一点。黄克武的著作就在这一点上提出了与史华兹针锋相对的观点。他指出严复不是不了解弥尔对个人自由和个人尊严具有终极价值的想法，严复所不了解的是弥尔关于自由的所以然。黄克武虽然推翻了史华兹的结论，但他所采用的研究法与史华兹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仍然是对同一概念在不同思想脉络中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只不过他将史华兹的方法推向了极致。黄克武重点选取了严译的《群己权界论》，将它与弥尔的《论自由》英文原著逐句逐段地比较，从而梳理出严译的成功之处与误译、漏译之处。他运用这种比较法获取了丰富的证据来证明严复之所以不了解弥尔自由的所以然是因为从他的译文中可以看出，严复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无法了解从悲观主义认识论而来的语汇，严复多半无法了解环绕着西方个人主义之词汇，严复忽略幽暗意识与历史时空性使译文表现出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等等。黄克武还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严复具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与自觉精神，他拒绝一些西方理念并不单纯出于对西方思想的误会，而是以自己的批判意识尽可能地了解与? 拦拦沤裰型獾恼卫砺郏唇缍ㄗ杂傻姆段в胂执姆较颍踔梁茏跃醯胤炊晕鞣较执浞吨械囊恍┨氐恪?quot;[5]这样，黄克武重塑了严复的形象，在史华兹那里他基本上是一个被动的，而且是不太成功的西方思想的传译者，到了黄克武这里，严复已经是一个颇具创见的思想家，其思想环绕着三个主题：第一是富强，第二是一个独特的对政治、经济生活的设计，包括肯定资本主义、民主与非弥尔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强调，第三是调适性的改革。[6]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史华兹对严复的误解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在其研究方法上没有发挥到黄克武那种细致的程度。 以上谈到的这种由史华兹开创的、由黄克武充分发挥的思想史研究法至少有这样两个基本的预设：第一，假定两种不同语言当中的概念是可以互译的，或者说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是可以用另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来精当地重述出来的，由此才有误译问题的发生，才要追究译者的责任，才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解释造成译文与原文的理解差距的原因。第二，假定可供比较研究的概念在不同思想脉络中的意义都是客观给定的。比如，我们能够确切地知道弥尔关于自由的含义以及严复关于自由的含义分别是什么，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正如墨子刻开箱取物的比喻一样，这个大箱子里面放的不论是苹果还是桔子，还是什么杂交品种，反正都已经整整齐齐的摆放在那里了，我们经过努力总可以得到一个详尽的物品清单。也就是说，这种比较是一种静态的比较。 而这两个预设都是刘禾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