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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路径 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路径 中国自西周以来，“孝”不仅逐渐演化成为普遍适用于家庭、社会、政治各种尊卑等级关系的卑幼规范，被称为“美德之通称”，而且成为重要的哲学观念、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被视为“天经地义”、“至德要道”、“众之本教”、“百行之首”[1]。中国传统孝文化的政治社会化在政治人的塑造过程中主要体现为“家国同构”理念，首先从家庭入手进行构建，而后扩展到国家的政治秩序中，并将“孝”与“忠”统一起来。在整个封建社会，孝文化的倡导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和伦理道德极具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一、国家层面对孝文化的确立与倡导 　　国家层面对孝文化的大力倡导主要体现在设立《孝经》为全国性教材，以“孝”为标准选贤任能，援孝入律为孝道提供制度保障。 　　将《孝经》作为全国性教材。《孝经》蕴含非常丰富的传统孝道内容，被视为“百行之宗、五教之要”，也是第一部被定为官学教材的经典著作。对《孝经》的推崇始于西汉。汉文帝时开始设置《孝经》博士，武帝时规定《孝经》是对太子、诸王进行教育的主要教科书，平帝时《孝经》被正式定为官方教科书。《汉书·艺文志》已将《孝经》列入“六艺”类，作为当时基础教育的内容。魏晋六朝，天下纷扰，虽政权更迭频繁，但晋武帝、齐武帝、梁武帝等人，皆亲讲《孝经》，力倡孝悌，形成盛极一时的“皇家《孝经》学”现象。南朝梁武帝更是亲撰《孝经义疏》。北魏孝文帝还命下属将《孝经》译成鲜卑族语言，国人皆习之。隋唐时期，广开学校，推行科举，崇奖孝悌，科举考试将《孝经》列入考试的“兼经”。唐玄宗还御注《孝经》，令天下“家藏一本”。宋承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前制，《孝经》受到宋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宋太祖曾有明诏：“人伦以孝慈为先，家道以敦睦为美”，认为“若有资于教化，莫《孝经》若也”，并“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孝经》”》）。《宋会要辑稿》载宋高宗“亲写《孝经》，颁之诸郡……诏令诸州刻石，赐现任官并系学籍诸生”。明清历代皇帝都继承了宋元以来儒家教化和科举选士的传统，对孝悌之道益加表彰。明太祖提出《孝经》是“孔子明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所以当时中央的宗学在教学内容上以授《孝顺事实》、《皇明祖训》等为主。清朝满族入主中原之后便主张将《孝经》引入蒙学，与习射教育并重。康熙皇帝颁布《圣谕十六条》，首以“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相号召。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或自著《孝经》御注，或更辑《孝经衍义》，或签注《圣谕十六条》。“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廑身节用，竟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由于历代政府不遗余力地劝善勉孝，《孝经》的思想主张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国家法律、社会关系、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无不受其影响。 　　以“孝”为选贤任能的重要标准。中国传统社会选官制度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孝”，这是传统社会促进孝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式，也是推动“孝”观念在社会广泛传播的重要手段。以“孝”选官始自西汉的察举孝廉制，统治者将孝道与官员选拔直接联系起来，有孝行的人可到地方乃至中央做官。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为汉代察举孝廉之始。此后“孝廉入仕”就成为汉代官吏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据黄留珠先生统计，西汉自元光元年以后，共举孝廉约万人，东汉共举孝廉约万人，整个汉代举孝廉人数总计约万人。[2]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举孝廉同样是求得仕进的一条重要途径。虽然隋唐确立科举取士制度，但“孝”依然是选拔官员的一项重要品德标准。唐朝不仅通过皇帝颁发诏书不定期选拔有孝行的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科举，将“孝”作为选拔官员重要品德标的准制度化和经常化。唐朝专门设立了以“孝悌”为名的考试科目——“孝悌廉让”与“孝悌力田”科，应试者需要有突出的孝悌品德并受到推荐才能应试。此外，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众多，被士人最看重的“明经”、进士二科试中的《孝经》乃是必考内容。唐高宗仪凤三年三月下敕，将《道德经》、《孝经》并为上经，要求“贡举皆须兼通”）。宋代统治者也沿袭前朝，将儒孝伦理和孝悌品行作为朝廷人才选拔或官员黜陟迁转的重要依据。宋代孝廉人才选拔是地方乡里考察举荐与朝廷进行专门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只有孝德与才学兼备者才能入选授职。这种向孝子孝行倾斜的官员选拔制度，是统治者用制度的形式对孝子孝行所进行的最高级别的精神奖励，推动了孝文化在全社会的传播。传统中国的这种选官制度，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孝道”教育，增加了社会成员对“孝”的认可，同时，也对社会各阶层人士践行孝行起了鼓励和引导的作用。 　　援“孝”入律提供法律保障。中国传统“孝”文化传递的不仅是一种伦理理念和行为规范，而且是一种立法理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演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