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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方法：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问题与方法：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 一 　　中国传统思想中本无“哲学”这一语词。日本学者西周约在1874年前后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希腊语philosophia，“哲学”一词也就为日本学界所接受而逐渐流传开来。约在1895年，当时中国驻日本大使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中介绍东京大学学科建制时，提到了“哲学”一词，“哲学”一词也在中国学界逐渐传播开来。但以“哲学”来直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开始于1917年印行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一书。谢无量认为，所谓的哲学即我国古代所说的“道术”。很显然，这样的理解是有问题的。1919年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此书与谢无量一书的区别在于，他不是沿用中国明清以来的学术套路，而是借用了西方哲学史研究的模式。 　　蔡元培曾细读过胡适的这本书，认为此书的叙述模式有如下四个特点。第一是证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统的研究。显然这四点都沿用了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模式，胡适的此种研究模式为以后所谓的“中国哲学史”这一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 　　但是胡适的这一研究模式给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开了这样的头，即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必须有如下两个要素：一是西方哲学的方法或叙述模式，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史料。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以西方哲学的方法来整理和叙述中国传统思想的史料。由于在治学方法或叙述模式方面我们至今没有自己的系统东西，所以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历来重视的，只是史料的编辑整理和鉴别考证。很显然，该研究模式是有重大缺陷的，因为这样的模式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学术研究的性质。这一模式的不足从胡适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且日趋极端。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哲学学位论文的写作基本上只是对某一思想家思想资料的分类整理、解读注疏，没有对话讨论和问题意识，研究者自己的兴趣只在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思想资料整理和解读，更谈不上批判或质疑了，学位论文的研究题目重复率极高。 　　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谢无量和胡适的上述著述都冠以“中国哲学史”这一新的名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内容毫无疑义应该是与中国哲学有区别的。严格讲来，后者必须是以中国传统思想所涉及到的问题为主题，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以历史上的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但近代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似乎没有这样的本质区分。当前国内哲学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原名是“中国哲学史”，但现在盛行的提法是“中国哲学”。这两者之间应该是有区别的，但从事这一二级学科研究的学者仍然沿袭“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模式，来研究所谓的“中国哲学”。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究竟能否以西方“哲学”这样的称谓，来直接指称中国传统的思想。对此，中外学界历来存在着不少激烈的争议，于是也就不断有“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的出现。有不少学者坚决不同意使用“哲学”一词来指称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以西方哲学概念来界定，进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会扭曲中国传统思想的特质。我并不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也曾写文章论述过我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我们在此不得不承认的是，这样的看法包含了合理的要素，因为他们确实也清楚地看到了中国传统思想毕竟是与西方哲学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于是，我们在此要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这种本质差异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 　　众所周知，哲学源于古希腊。所以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学者都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古希腊的哲学。古希腊哲学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个问题是我们不得不深入考虑的重要问题。我们可以从柏拉图学园说起，据说柏拉图学园对每一位进入其内的学者都有这样的要求，即“不懂几何学者，请勿入内”。这就是说，每一位试图进入柏拉图学园的学生，必须经过长期的几何学训练并已达到相当的理论水平，才有可能进入学园里讨论和研究哲学。 　　教育史告诉我们，古希腊的初级、中级教育通常有所谓的“四艺”，即代数、几何、天文和音乐。科学史也同样告诉我们，历史上首先出现的是几何学，而且几何学就是在雅典学者手里成熟的。希腊的艾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把主要是从埃及传来的大量丈量土地的经验规则做了综合概括的工作，进而建立了一门在严格意义上具有演绎性质的科学理论——几何学，而创始者相传是米利都的泰勒斯和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300年后，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德才对古代几何学做了最后的系统化，遂有《几何原本》的出现。 　　二 　　在苏格拉底及其学生们看来，所谓哲学的题中之义至少应该有这样两项的基本内容：问题与方法。真正的哲学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问题及其对问题所做的论证，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与对之作详尽完整的论证，似乎是西方哲学和西方科学的本质特征。 　　众所周知，如果要有系统明确的论证，那就必须要有系统的方法论。早期希腊哲学的方法论主要就是几何学，几何学就是系统的证明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