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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 摘　要: 因合伙企业的组织特性、责任特性,使其破产制度的设计及施行既不同于法人企业,亦不同于个人;又因立法的本土性,使我国合伙企业破产不可照搬他国之经验。因此,合伙企业破产目标的达成或充分实现,须立法与理念上的独创性,而这首先须从法 理上把握好，如此才不致迷失方向，少走弯路。 关键词:合伙企业;破产;合伙 　合伙企业在实际生活中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这当然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上的原因,亦有立法上的缘由。我国合伙理论研究始终徘徊不前,尤其是同为市场主体的合伙企业的破产问题,理论界曾一度囿于传统观念,对合伙企业、自然人等市场主体的破产似难于接受,理论研究者颇少。近来,对个人破产问题炒得火热,这无疑有利于合伙企业破产问题的研究与立法,但因个人破产毕竟不同于合伙企业破产,况且个人破产问题的研究亦仅限于表层,因此,仍有必要对合伙企业破产理论与可操作性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尽管2000年《破产法》草案将合伙企业纳入破产的范畴,但因过于笼统,缺乏实践性,加之理论研究的匮乏,其运行效率不得而知,甚或以牺牲我国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高昂代价换取破产立法完善,这是不足取的。本文拟从法理角度,对合伙企业破产中的一些矛盾冲突,诸如合伙企业破产本位利益的确定、无限连带责任制度与合伙企业破产中运行等问题的协调进行探讨。　 　一、合伙企业破产立法应遵循的原则破产所触及的利益者无非为债权人、债务人与社会。对三者利益如何衡平,以何者利益为本位,关系到破产法的意义。纵观个人破产立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立法趋势:破产法的保护本位由债权人向债务人倾斜。在古代和中世纪欧洲,长期是一种只对债权人有利而不利于债务人的法律制度,债务人只有消极利益,而无积极利益,如倾家荡产、权利受限、人身禁闭、苦役还债、转卖为奴,甚至分割处死等均是其物化形态。但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原来不利于债务人的三大制度,即破产有罪主义、破产惩戒主义、破产不免责主义,先后分别由其对立面,即破产无罪主义和破产惩戒主义和破产免责主义取而代之。但不可因此走向不顾债权人利益、损害社会利益的另一极端,这是破产立法与理论须特别关注的原则,即:以社会为本位、以向债权人倾斜为基点来衡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惩戒与鼓励相结合。(一)以社会为本位的原则破产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具体内容设计均体现利益冲突的解决。该问题的解决在于法、公正、秩序内在联系性。法律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代表秩序的法律制度如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便不可能提供真正的秩序与和平。民法上的秩序指的是民事生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民法上的公正是指民事主体在一切私人关系中经由自由意志而获取的既有利益所得到的同等的确定的保护[1]。民法往往是利益衡量之结果,这是因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所致。而法如何解决不同利益之间冲突,须以公正与秩序为标准。两种利益冲突时,应以维护公正的利益为立法基点来确定法的具体内容。但该利益的保护关涉到社会的整体秩序时,当以舍弃公正而趋于秩序的维护为基点。世界各国及民事立法历史均如此,可见,社会秩序的维护是民事立法的首要目标。合伙人、合伙企业破产立法亦应是如此,允许债务人破产即出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体现。尽管破产会使债权人的债权丧失,甚至可以说损害债权人利益,合伙人、合伙企业亦会因破产而免责,这与个人、合伙企业债务人的无限连带责任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债权人不仅在利益上而且在心理上亦难于接受,但“社会秩序”至上,就宏观而言,它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的进步与发展。此外,合伙人、合伙企业破产的社会波及面广,影响程度大,所以立法对“社会本位”应更加注意。总之,破产不应 将债权人或债务人的利益作为本位,更不应以债务人为本位,否则会怂恿债务人恶意负债或不负责任,使同为市场主体的债权人遭受不公平,妨碍交易安全,危及社会整体利益。(二)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衡平的原则如前所述,在债权人、债务人与社会三者利益冲突时,以社会为本位,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向债权人利益倾斜,诸如,在免责条件、免责效力、破产申请等问题上,均应向债权人利益倾斜,这是因为:债权人利益是正当的、合法的,其与债务人一样同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对社会秩序亦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如果在不触及社会利益之时,向债务人利益倾斜即对民法公正的践踏,甚或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三)“惩戒”与“鼓励”结合的原则以“惩戒”避免债务人利用破产逃避责任,以“鼓励”避免将债务人一棍打死使之有再生、良性循环的机会。破产制度应体现对债务人的惩戒性,惩戒性之一应为破产人信用损失(即:人格利益损失)。而该惩戒性于我国目前实施不佳,职业任职资格、荣辱感等似对而今的破产人不起作用。此外,惩戒性亦应扩及于财产责任、刑事责任,如:可规定破产人对其隐匿、转移财产等破产欺诈行为应向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