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原则的地位（下）..docVIP

论法律原则的地位（下）. nbsp;二、消極的法律原則理論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消極法律原則理論的最大特色，在於把法律原則界定為：介於法律以及道德原則之間的第三種規範標準。這種折衷見解雖然可以避免法律原則不存在論以及積極法律原則理論的理論困境，可是如果無法合理說明法律原則的定位及其規範目的，勢必難以令人信服。所以有必要針對這兩個問題，做深入的探討。 nbsp;nbsp;nbsp;nbsp;（一）法律原則的定位 nbsp;nbsp;nbsp;nbsp;法律原則既不是有效的法律規範，也不是一般道德原則，那麼它的地位到底是什麼？在此，消極法律原則理論將法律原則定位為：「法律上可適用的規範證立理由，以證立法治價值為其主要規範目的」。這項定義明確主張法律原則具有兩項獨特屬性，也就是法律可適用性（legalnbsp;applicability）與法治證立性（justificationnbsp;ofnbsp;thenbsp;Rulenbsp;ofnbsp;Law）的屬性。第一項屬性足以釐清法律與法律原則之間的界線，第二項屬性則可區別法律原則與一般原則的不同，兩者缺一不可，共同構成法律原則的獨特規範地位。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相較於積極論者主張法律原則具有法律有效性，以致造成法律原則與原則普遍性特徵發生扞格不入的理論矛盾，消極的法律原則理論認為，法律可適用性的主張並不會產生這方面的疑慮。蓋法律上可適用的規範，並不當然等同於法律上有效的規範，兩者之間並無必然關連[39]。有效法規範的身份，有賴特定時空脈絡底下之特定法律權威體系，依循特定方式或判準予以明確認定，因此必然不可能超越其所依附的法體系脈絡，對古今中外所有與法律制度有關的人、地、事、物，皆普遍有效。然而，法律上可適用的規範，則不受這些因素的限制，只要與法律秩序、法律制度、或者法律體系相關，足以做為有效法規範的證立理由，都是法律上可採行的規範標準。譬如在國際私法案件中，法院經常引用外國立法例、司法判決、或學說見解，做為解釋本國國際私法相關法律規定的證立理由，這些國外立法例、判決、或學說，並非本國有效的法律規範，卻是司法裁判上可被普遍適用的證立規範。[40]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當然，法律上可適用規範的範圍極為廣泛，除了既存的外國立法例、判例、學說之外，還包括已不復存在之法律體系的有效法規範（如羅馬法、日耳曼法），以及與法律制度相關的特殊民情習慣規範、社會實然道德規範等等。所有這些可被適用的法律證立規範，事實上隱含了許多法院、立法機關、以及法律學說長久以來慣於引用的法律原則。可見，法律原則的產生，必然經過漫長歲月的法律實務經驗累積與學說發展，不可能單獨憑藉一套形式或實質鑑別標準，就能確認法律原則的存在與否。換句話說，法律原則必須從立法、司法裁判慣例（judicialnbsp;convention）、以及法學理論中加以發現。不過，這並不意味法律原則只是特定的法律制度、判例、或學說的專屬品，而失去做為一種原則類型的普遍性特徵。蓋法律原則一旦形成，即脫離其原有法體系或學說的掌控，而獨立成為所有法律社群皆可援引適用的法規範證立理由。如果不然，則何以兩千多年前，羅馬法中的許多法律原理原則，至今仍為多數國家及法律學說所引證的對象？由此可見，法律原則的法律適用性，並不會於其普遍適用性的原則基本屬性發生衝突，兩者是並行不悖的[41]。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法律原則的法治證立性，則進一步區別法律原則與其他法律上可適用規範（包括道德原則）的不同。畢竟，並非所有法律上可適用規範皆為法律原則。道德原則以證立實證法內容滿足特定道德價值為目的，尋求符合個別道德原則正確性的妥當判決。法律原則以證立整體法秩序的法治價值為目的，盡可能做出與先前判決相互一致的裁判結果，因此允許若干法律案件的審判，可以基於證立法治價值的需要，違背道德原則的要求。準此，法治價值的證立，不僅是定位法律原則的重要屬性之一，同時也是法律原則所致力追求的主要規範目的。 nbsp;nbsp;nbsp;nbsp; nbsp;nbsp;nbsp;nbsp;（二）法律原則的規範目的 nbsp;nbsp;nbsp;nbsp;司法裁判之所以需要法律原則，不是因為法律原則符合個人的道德信念，而是因為法律原則能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