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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美妙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舒适感 众醉独醒 于 2013/7/5 17:13:2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文化散论 （《诗书画》杂志第八期2013年04月发行）：诗歌与韵文——读朱光潜先生的《诗论》??尚杰一????汉语言的优良传统在于，叙事也像叙诗，“中国最古的书大半都参杂韵文，《书经》、《易经》、《老子》、《庄子》都是著例”。①拼音文字实质上是叙事性质的文字，即使是其中最富有诗意的词语，翻译成中文，也像是在叙述。《荷马史诗》之所谓“史”，就是“事”之意，表面上是把史写成诗，其实是把诗写成史。当然，这种差别似乎都是表面上的，比如外国诗歌也自非一概不讲究押韵。深藏于汉语与西方各种拼音文字内部之真正差异，在于其背后的逻辑精神：汉语思维通行一种横向类比的逻辑，而西方人则是对象性的“求真”逻辑。????汉语中的同音或近音字之多，堪称世界之最。换句话说，中国字里的谐声字是世界上最丰富的。这自然影响到汉语思维的习惯、文章的特征。什么意思呢？单纯听到一个语音，会联想到一连串声音相似的文字。这是一种习惯性的、自然的联想，久而久之，这些声音相似的不同文字之间，约定俗成，在语义上也就有了亲缘关系。所有这些，使汉语成为一种特别容易产生暗示的语言：说甲其实习惯上指乙，而从乙又特别容易联想到丙、丁，依此类推。这就是我所谓“横向类比的逻辑”。每一次都没有抓住名称所指的对象本身，因为每次都是以间接的方式说话。这种间接性之中还可以有第二、三、四以至于第N层次的间接性，从而造成了汉语与西方文字相比特有的优雅性或“幽雅性”，即精神和情感上的微妙性，其差异难以琢磨。也就是说，汉语的精髓只能是广义上的诗，以至于二十世纪初期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以不无幽默的口吻感叹道：“中国文字好像是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②中国文与中国人或中国精神之间，的确有这样的相似关系。汉语生来具有的这种含混性与西方人眼里的哲学和科学是冲突的，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第一等的学者们”（例如胡适、鲁迅等等）也讽刺挖苦中国文的含混性，内外夹攻，竟然使本来“美丽可爱的贵妇”在“有用而不美的贱婢”面前，自卑得抬不起头来，感到自己在精神上失败了。二十一世纪，应该是“中国文”这个“贵妇人”回到自己应有位置的世纪。????汉语既是广义上诗的语言，也就是广义上的音乐，即讲究语音上的节奏与和谐。这又要追溯到中国文字的单音节特征。单音字多，也就造成“双声”字极多。朱光潜先生注意到汉语的这个传统，他提到《国风》第一篇里就有“雎鸠”、“之洲”、“参差”、“辗转”等双声字。在诗歌上的另外一种谐声现象，也就是押韵（例如所谓“叠韵”）——这是汉语“音谐义近”这一普遍现象在诗歌中的具体运用。“音谐义近”是语言中的和谐现象：????双声叠韵都是在文字本身见出和谐。诗人用这些技巧，有时除声音和谐之外便别无所求，有时不仅要声音和谐，还要它与意义协调。在诗中的每个字的音和义如果都互相调协，那是最高的理想。音律的研究就是对于这最高理想的追求，至于能做到什么地步，则全凭作者的天赋高低和修养深浅。……中国字里谐声字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它是“六书”中最重要最原始的一类。江、河、嘘、啸、呜咽、炸、爆、钟、拍、砍、唧唧、萧萧、破、裂、猫、钉、……随手一写，就是一大串的例子。谐声字多，音义调协就容易，所以对于做诗是一种大便利。西方诗人往往苦心搜索，才能找得一个暗示意义的声音，在中文里暗示意义的声音俯拾即是。在西文诗里，评注家每遇一双声叠韵或是音义调协的字，即特别指点出来，视为难能可贵。在中文诗里则这种实例举不胜举。③????这是一种声音与含义协调的艺术，其中也具有“游戏”的味道。按照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任意性之原则，声与义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即本来是没有关系的。汉字的单音近音衍生文字的方法，却使音与字之间有了更多的约定俗成意义上的亲缘关系。当然，其中有直系有旁系，有远亲有近邻。谐声字很多，选得恰当与失当，在于艺术修养有高有下。但其中的神秘性在于巧遇，犹如神来之笔，语出惊人，体现在音义和谐得天衣无缝。????在“音谐义近”意义上的音义协调，还可以引申开来，使音不太谐的两个字之间产生暗示意义或象征作用。朱光潜指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字音与字义的密切关系被掩盖了，其微妙或美妙之处全在于我们用心体会（体悟一下——下列成对词语之间各自在声母的发音部位以及韵母长短上面的不同与它们所表达的含义之间的微妙关系）：委婉/直率；清越/铿锵；柔懦/刚强；局促/豪放；沉落/飞扬；和蔼/暴躁；舒徐/迅速。这与其说是在选词，不如说是在选“音”：在表达忧伤时，文字的语音要舒缓低沉；在表达果断和欢快时，文字的语音要高昂迅速。朱光潜并以韩愈《听颖师弹琴歌》的头四句为例：“昵昵女儿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猛士赴敌